一方面，该报告承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之出现”。另一方面，该报告又重复过去以往的美国“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能够威胁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邻国”，并说在政治上“中国走在过时的道路上”。

　　该报告称美国寻求与一个变化中的中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与中国已经在利益重叠的领域(例如反恐、朝鲜半岛、健康与环境威胁)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该报告承认，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与其它主要权力中心的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的关系。报告当然顺便提到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但该报告也强调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深刻分歧，特别是，它称美国“依照《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自卫的承诺是其中之一”。此外，中美两国还存在人权、不扩散等领域的分歧。该报告的中国部分，中美之间最大的分歧还在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对此，该报告在中国的政治发展方面着墨很多，把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当作普遍真理而推销。不过报告指出，“我们将努力缩小存在的分歧，不允许这些分歧阻碍两国同意的合作。

　　在当前反恐战争与“伊拉克困境”的情况下，由于美国需要中国合作的实用主义，以及是在这个谈美国与大国力量合作的章节表达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篇报告的“中国威胁论”调门似乎有所下降(当然篇幅也不允许)，似乎没有前不久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以及美国国会授权的一个委员会关于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报告来得那么明确。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冷战思维”一点也没有改变。

　　如上所述，该报告虽然看到反恐以及其它领域中美之间在共同利益的合作，但在针对与中国的关系上，它又难脱离美国的一个基本判断：911事件以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多少改变。反恐战争没有改变东亚的国际战略平衡，美国在倾力关注中东(伊拉克)的同时，力图维持在该地区的现状，在台湾问题上重复加强美国的所谓对台承诺。该报告的第27页，仍然鼓吹所谓中国对亚太地区的邻国构成所谓军事威胁，特别是，如果我们联系这份报告的基调，即美国多次说过的，美国“不允许别的国家超过美国的巨大力量，不允许别的国家挑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该报告与中国的关系就远不是上述第8部分的一些文字所含盖了的。

　　虽然诸如恐怖主义的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但这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其关注的中心似乎不在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而仍然是国家行为体对美国的威胁。实际上，该报告没有明确说但很显然外人几乎都知晓的是，在未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能够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挑战的国家除了中国不再有别的大国。所以，该报告实际上已经不太隐含地把中国当作为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力量。该报告称，“美国的武装力量将足够强大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人追求超越美国军事力量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力量的目标”，这一点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崛起的再次“警告”。

　　这份报告的中国部分反映的矛盾也是布什政府内部不一致的表现。美国五角大楼有许多以促进自由、民主为旗号的新“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试图改变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对外政策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分歧长期存在，中国在经济、军事上崛起的趋势继续的话，中国与这些美国“新帝国主义分子”关系的根本矛盾与其冲突的性质将长期存在。如果这些新帝国主义分子又恰恰是“攻击性现实主义者”而非“防卫性现实主义”的话，也就是试图利用美国的力量“先发制人”地防止所谓“威胁”，那么，中美关系可能存在着可能酿成新的重大危机的可能，比如两国因台湾问题就有可能爆发冲突。

　　该报告一出笼，一般国际评论都说“先发制人”战略标志着美国放弃了传统的“遏制(CONTAINMENT应比较恰当地翻译为“控制”)”与“威慑”战略。但是，我们看到，该报告在以先发制人为中心的同时，也仍在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威摄对美国、美国的盟友和朋友的利益构成威胁的事物”。其实，即使在布什政府内部，虽然新帝国主义主义与攻击性现实主义者占据上风，但仍然有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这些比较温和的力量认为仍然认为，遏制与威摄战略仍然有效。显然，美国的遏制与威摄战略并没有完全为“先发制人”战略所取代，而是与之并存。在中国问题上，原来的美国对中国遏制仍然有效，只是现在加上了新的“先发制人”，就是美国“以先发制人”来“遏制”中国(特别是台湾问题)。这是该报告对中国挑战的主要含义。 (人民网 庞中英 2002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