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翻旧史，又读到有关王安石变法的文字，特别是读到“大名鼎鼎”的“青苗法”，更是多了几分感慨―――感慨在于王安石费尽心思推出了“青苗法”却又输给了“青苗法”。依今天通俗的说法，这一招应叫做“好心办了坏事”。

　　“青苗法”为何物？说穿了，就是“农民银行”。这一“农民银行”最早发明于王 安石做太守时，而且在陕西一带进行过推广，颇有成效。“农民银行”的做法是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可解农民春耕时资金不足。按说这个办法利民利国，应该算是为农民办了件实事。但王安石却为什么在推广“青苗法”时一败涂地呢？

　　原因就在于这一新法由最初的“双方自愿”变成了“一方强迫”。王安石为了推行他这一动人计划，为各地官员办理贷款下了“死命令”，即不管农民需不需要，各地都要按计划贷出一定款项，而且将其作为考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一律得到提拔，办理差者一律给予处罚。如是，每一个官员无不比着劲儿向农民“推销”贷款，比着劲儿上报贷款政绩。此种风气一成，自愿按需贷款成了强迫分配，每家每户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每个借贷期都得交30％的利息，利民一变而为扰民，许多家庭甚至不堪其扰，最后弄得家破人亡。王安石由此也受到从朝廷到善良官吏特别是农民的反对。1076年，神宗一道圣旨，废了青苗法。变法也为此流产。

　　王安石的变革精神，自然应该得到历史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足可受到人们的赞赏，最初的效果也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推行的方式。王安石在做太守时，了解地方情况，知道农民什么时候需要贷款，什么时候不需要贷款，或者需要多少贷款。但此一行之有效的办法上升为“新政”后，却从根上走了样子。而上升为政绩指标后，新政更是变成了“歪政”。用今天的话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或者说官僚主义。

　　王安石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历史上的王安石导致的那个特定阶段的“形式主义”，尽管受到了遏制和抨击，却没有完全消亡，或者说还有类似可能生长的土壤。而类似的事例，媒体也屡有曝光。安徽某地曾是全国有名的养牛大县，据说出了许多养牛大户，当地的官员也被称为引导农民致富好带头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家里手”，但事实如何呢？原来全属形式主义之做。为了显示养牛之巨大成就，该县让一全县养牛大户盖起了“农民别墅”，建起了一溜养牛大棚，外表看起来颇为壮观，但实际上内里空空如也。只有寥寥几头黄牛，享受着宽敞的“牛宅大院”。为什么？原因是这户农民经这么一折腾，已经无力再养牛了。那么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呢？不要紧，从别处借来牛，参观者一走再“完牛归赵”就行了。想出这一办法，也算得上是为官之创造，但却是一种十足的形式主义，而且是扰民的形式主义。相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譬如农村改厕本是好事，但为了推行这一“新政”，河南某地却不管农民处于大忙季节，一股脑儿实行强迫命令，如果有农户无力改造，便不让孩子上学，为的是尽早向上级请功报喜；如滴灌是节水灌溉的大好事，但山西某地不是扎扎实实、科学地推行，却是在路边竖两个无任何作用的水泥池子，目的仅仅是为了领导检查、为了政绩。这就不能仅看作是形式主义，而应该算做“弄虚作假”，可以追究“渎职”之过了。

　　这些都是已曝光过的事例。而近日笔者所听到的一件推广“大棚种植”的“新政”，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某乡镇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指标，在镇驻地村庄开辟了一片大棚，并规定农户必须种植何种蔬菜。倡导农民开展大棚种植当然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指导的方式和目的。为了指标和政绩，镇领导一不做市场调查，二不做技术指导，让农民匆促上马，一夜之间当起蔬菜种植“专家”，结果是种得好者，却卖不出去烂在棚里；种不好者，更是“赔了大棚又折菜”，而有关领导仅在大棚建起来时“溜”了一圈，从此再不见人影，但上报的材料上却写着完成大棚种植多少多少。弄得当地农民一听大棚种植就心惊肉跳。

　　实事求是，是我们这个社会一贯倡导的作风。为政一方更应如此。应该说，近几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好的富民政策，出台了许多新的改革举措，各地为了加快发展步伐也出了许多新的招数，但有的地方在推广时却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讲推广不顾实际，或者只讲政绩，不讲效果，本是好意，最后却落了个埋怨，可谓得不偿失。至于单单为政绩而政绩，就更是不可取了。

　　王安石还有一个失败的新政叫做“均输法”，但也正像这个新政的名字那样，照样以输掉而告终。此法与“青苗法”一样，同样违背了初衷，违反了客观规律，不注重实际情况，走向了形式主义，在一片反对声中走向没路。王安石的遭遇应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