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举报贪官成非法

    据报道，以“抓除贪官是我人生最大乐趣”为“座右铭”的反腐老干部周伟，因先后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换来的是两年劳教、5颗牙齿被“教养”掉的结果。当时周伟在教养院时，床前标识牌上“罪错”一栏填写的是“群访举报”的罪名，而“群访举报”究竟适用于“刑法”中的哪一条哪一款，“解释权”恐怕非此案有关司法人员莫属。

    在周伟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有这样的描述：“六百余名上访人员聚至市委老干部局、市政协办公楼前，百余人强行闯入办公楼围攻、纠缠信访接待人员，无理取闹达1小时30分，造成有关部门工作中断；此后六百余人又到市政府，强行闯入办公区域内非法集会，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看来，为了定周伟的罪，“决定书”中夸大其词之处是明显存在的，诸如“围攻”、“纠缠”等等。试想，这些过激行为由包括老红军在内的“老干部反腐队”来完成，确实勉为其难；但若说其集会系“非法”，倒真能找到法律根据。

    周伟的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正义的。假如说主持正义表现为多方面，那么他所主持的则是当今社会最需要、个人风险成本最高的一种正义。问题在于，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同时也是“非法”的，于是贪官们便能理直气壮地送他“劳教”，这种由正义和“非法”而构成的怪圈我们当如何看待？法律当然保护正义，法律当然支持反腐败行为。但据说，“法”、“理”相抵现象即使在发达的法制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而像沈阳这样法、理严重相抵、并给报复者以法律方便的现象，确实令人深思。“反腐败这样的闲事儿需要你来管？”这是一个执行训诫任务的警察喝斥周伟的话，由此又透视出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司法程序的正义性以及司法人员的正义感何以丧失？

    报道中说，周伟1949年入党，在机关做过秘书和组织工作，对理论和政策都很熟，看来他并不是偏狭、鲁莽之人，更不会是“法盲”。也许正因为通过合法的“正常渠道”无法伸张正义，他才不得不采取“非法”。尽管周伟在反腐败的方式、方法上可能有欠妥之处，但就此案司法过程以及他受到的“制裁”看，还是让人不得不生出几乎是常识性的疑问：现实中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据报道，在周伟煽动“非法集会”还没发生的一个月前，教养院的房间和管教人员即已“虚位以待”了，看来周伟的一系列反腐败行动早就惹闹了当权的腐败者，他们早就想对其“绳之以法”；这个热心的老头在教养院颇受尊重，被评为“优秀学员”，按常规应缩短教养期限，但慕绥新早就决定了周伟案子的处理原则：“不减刑，不翻案，不院外执行。”由此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此时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慕绥新，慕绥新不仅代表法律而且可以左右司法。有了这种方便条件，一旦有人反腐败反到他个人头上时，他还会让法律“闲”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