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24岁的王季青随北平、天津等地的三四十位流亡学生，来到了晋西北八路军第120师前线。

　 说起来也巧，入伍后不几天，师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创建抗日政权，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等人特意把王季青介绍给前来开会的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像是不谋而合，他们都报以“意外”的关心和热情，希望二人能够结为百年之好。

　 王季青当时在师部政训处当宣教员。在此之前，虽未见过王震，但对王震及其领导的三五九旅却并不陌生：王震20岁就在湖南老家拉杆子起伍闹革命，是湘赣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过红六军团政委，是贺龙麾下的一员虎将，359旅的威名大震，当然与他这个旅长脱不了干系。

　 未见其人，王季青便有敬慕之情。今日一见，在贺龙、关向应等首长有意的介绍下，怦然心动自是自然而然的。

　 王震当时骑一匹枣红马，穿一身瓦灰色军装，腰间束着宽大的牛皮带，腿上扎着威风凛凛的裹带，老远见贺龙、关向应等首长站在门口迎候，他便勒住马缰，矫健而轻捷地从马鞍上跳下，快步奔过来，一一向大家敬礼。当他意外地发现王季青，稍有些莫名其妙地举手敬礼并与她握手时，周围便“哗哗”响起一片更是莫名其妙的掌声。

　 王震的脸红了，一下明白过来，上了贺老总们的“圈套”了。可是别无选择，他正握着人家女同志的手。所以，只好冲着人家，不是滋味地笑。王季青也看着王震笑。而大家都冲着他俩笑，自然是意味深长。

　 散会后，贺龙特意将二人留下来，端着烟袋锅抿动着一嘴漂亮的胡子，开门见山地说：“怎么样，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文武之道，蛮般配哩！”

　 王震摘下帽子，“噌噌”搔了搔剃得光光的头皮，说：“是啊是啊，我今年都29岁啦！”王季青不言声，只是笑。

　 贺龙问她：“要不要对我们这位旅长作进一步的考察？”王季青忙说：“组织上已经考察他这么多年了，还用得着我考察呀！”

　 贺龙得意地将烟袋锅从嘴边摘下来，爽笑道：“好，我来做红娘！”

　 就这么简单，迅速，宛如一颗射出去的子弹。贺龙几句话，不几天，在他的刚刚收复的岢岚河畔一家简陋的农舍里，120师政委关向应即亲自主持了王震和王季青的婚礼。

　 从见面到认识到结婚，也就那么几天时间，用关向应的话说：志同道合者一见如故，才有这战场上的“罗曼蒂克”。而王震说得更干脆更幽默：么子“蒂克”，这叫“速战速决”！

　 1938年秋，这对戎马情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时，王震正率部在邵家庄一带与敌田中大队激战。当师部的一位参谋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随口应了声：“噢，知道。”连头也没抬，全身心地投入全歼田中大队的伏击方案的运筹之中。

　 当把田中大队一举歼灭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就问那位参谋：“哦，你曾报告过么子事？”

　 参谋说：“王教员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已经好几天了。”

　 王震听了，哈哈大笑：“好么好么，老子打鬼子后继有人啦！”

　 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兵。

　 厄运降临，王震说：他们打你右倾分子，咱就到北大荒种地……

　 解放后，作为将军的夫人，作为一位老战士，王季青在众多职位的选择中，她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所普通中学———第八女子中学，当了校长，一干就是11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教学生涯，正应了她所说的一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个学校。

　 为了改变当时学校的落后面貌，王季青不怕“招降纳叛”的大帽子和被视为“右倾”的压力，千方百计地接纳和聘请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即使这些人的出身和本人经历在当时看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她仍予以任用。为此，在整风反右时，有人贴她的大字报，说她重才轻德，重用有问题的人，言辞十分尖刻，但她却说，他们反对我不是反党，他们反对女八中党支部也不是反党，事实将胜于雄辩，让时间来作结论吧……同时，她经常说的两句话，也被某些人居心叵测地传了起来———“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热爱教育，首先爱学生。”本来是极正常，也不失真知灼见的两句话，在那些居心叵测的人那里，却成了“出风头”和“表现自己”的有力证据了。所以，就在王季青含辛茹苦以执著的敬业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这所学校的时候，风诡云谲的厄运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她袭来了。

　 1959年反右倾时，她受到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也是，她被勒令停职反省，调离了学校。

　 她回到家。世界上再也没有回家让人感到最幸福的了。但她却满腹苦涩。她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把自己的情况向远在北大荒、几度大病初愈的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因胃大出血、肠梗阻等疾患而做了胃切除和修补术）通告一下了。

　 王震听了，当即说：“他们批你是错的，那些言论事实上你是对的！他们要打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就陪你到底！咱就把家搬到北大荒，一块种地！……”

　 果真，王季青去了北大荒。

　 一连好几个春节，王季青都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深沉而旷达、仗义而富有使命感的黑土地向她印证了一切……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彭真在北京市万人大会上为王季青平反。

　 “夫唱妇随”呕心为桑麻

　 1986年5月，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建议，成立一个教师奖励基金会，集社会之力，表彰教师的功绩，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天，李鹏专程前来拜访王老，商讨建立教师奖励基金问题，并请他出任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

　 李鹏的设想与王老的想法不谋而合。

　 王老诙谐地说：“我从来没有向组织要过官，这次要讲讲价钱了！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要干就去掉‘名誉’二字，做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才有味道。”

　 这一点当然是国家教委和基金会筹备组求之不得的。

　 1987年3月29日，趁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王震特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基金会理事们座谈。他深情地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读书。有了儿子，忙着打仗，顾不上管。现在老了……要管管孙子辈的事。古人云，师道立则善人多。我邀请各位名流、学者担任基金会的理事，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声望，向全社会呼吁，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些有益的工作。我要在有生之年和大家一起奔走呼号，为基金会筹集基金。”

　 王震于1993年3月12日辞世后，他的老伴王季青老校长根据王老的嘱咐，将他生前每月工资中的200元共11750元捐赠给教师奖励基金会；老校长也仍然坚持从自己每月的工资中拿出100元捐赠给基金会……（马泰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