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是娃娃亲，那时她还穿着开裆裤到我家来玩呢。20岁时，我从莱西一中初中毕业，我们就结婚了。那是解放初期，我考入青岛15中读高中，妻在青岛一家私人毛纺厂做工，一天工作12小时，挣钱供我上学。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妻子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那个苦啊。她累得面黄肌瘦，头发脱落了好多，还掉了一颗牙。在生活艰难的时刻，妻依然鼓励我要好好读书，学业为重。后来我考上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妻以我为骄傲，她说只要我学有所成，再苦再累也值！

　 大学毕业后，我到青岛一所中学当教师，终于可以和妻一起照顾家庭，一起挣钱养家。本想可以让妻过上幸福生活了，可不久我被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被揪斗，被抄家，妻跟着我每天担惊受怕，她辛辛苦苦供我读书，却没想到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灾难。然而即使如此，妻也没在我面前说过一句怨言。她总是安慰我，鼓励我，就像一位母亲疼爱自己的孩子。

　 “文革”之后，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事业小有所成。可以说，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两年前，妻查出肺癌。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妻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还没能回报，她却要走了。那段日子，我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我四处求医问药，想尽一切办法给她治病。她在弥留之际告诉孩子们，一定要照顾好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牵挂的还是我。我给妻写了一段碑文：“此去一别两茫茫，思断肠兮永相望……”记者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