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奖：裁判员下场踢球

　 除了剽窃外，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三位教授在这里指出的不过是学术腐败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又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恶心现象。”记者在反学术腐败的另一主力网，中华读书网上看到安徽某教授写道：

　 “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

　 有鉴于此，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学术评奖应当缓行！”比如《史学月刊》副主编李振宏教授呼吁，“中国当代的学术心理需要净化，各种公私奖项可以休矣……任何一次评奖，对于权力和权威、对于那些传统的评委都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学术的发展，除了败坏其声誉、玷污其圣洁之外，谁还看到了另一方面的价值或意义？哪一次评奖曾激励过学者们的心灵？哪一次哪怕是再重大的学术成果奖真正调动过学术研究的热情？

　 立项：没生孩子先要营养费

　 与评奖的腐败很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要当国家主席，或者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数量的营养费。听起来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干着这种荒唐可笑的事。而且在当前这种学术道德败坏的情况下，不少申报的人把自己的选题暴露在评委面前而被窃取。有的为了争到项目和经费而找门路、送礼品，更加败坏了学术空气。学术史表明，真理开始往往在少数人或个别人手里，如果一个创新课题未出世就被同行专家认可，它还有什么创新可言？”

　 杨玉圣说：“基本上每一个系、所为争一个重点工程、重点系科，以便得到政府部门的资金倾斜，都费尽心思，于是造假、送礼、走关系……无所不用，名曰‘钓鱼工程’。每年到学术评审、项目评定时，一些管学术的政府部门前就门庭若市，每个学校都派人到北京来运作，为自己学校争项目争资金。过去是送礼，现在是送钱。严打后，有的不敢收钱，就送数万元的笔记本电脑，美其名曰是让审官们看材料方便。”

　 因而学者刘大生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写道：“有项目的学者是个宝，没项目的学者是棵草。高学位、高职称是得到政府项目的前提条件，关系、门子是必要条件，舍得花钱是重要条件，选题四平八稳是根本条件。”

　 学术腐败成因种种

　 这么严重的学术腐败，何以造成？众说纷纭。

　 杨玉圣认为，官本位取向是学术腐败最大原因：“三四十年代大师辈出，百家争鸣。主要因为那时学术没有各种官本位思想的干扰。而现在学术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没有专注于学术，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之外，关注行政上的官职，有的系有官职的差不多要占一半强。以我们系为例，35个能干活的，85％是各种不同的当官的，他们要上传下达，要减免工作量，还有各种津贴优惠。总之，各种奖励和评职称政策都鼓励你做官，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官，这与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国外大学经常是一个正校长一个副校长、一个系就一个兼职主任一个秘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学者们也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太聪明了，娴熟于人情世故，少有出于公心为公益事业服务的人，“我们缺少基本的伦理操守，一言一行一点都不比庸常市民高”。

　 怕，也是许多学者都提到的，学者们怕很多东西，怕会失宠于强权，怕得罪学术机构，怕众叛亲离开罪于师友同行，怕遭到学生报复（看破学生论文造假也不敢吭声）因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许多学者羡慕他们自己在国外所经历的：“大家都有一种责任感，非得把做假的打下去而后快。我在美国做博士时，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博士做假，发现后，大家像打过街老鼠一样，不仅那个博士被打下去了，还连累那个没干系的校长也当不成了。”“美国人对学术剽窃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而学生时时刻刻都接受着知识产权意识的熏陶，即使是上课发言和写作业，也要把别人的成果一一说明。而我们这里这种意识是非常薄弱的，我在上大学时，从没有见哪个老师要求我们回答问题时采用别人的观点必须说出出处的。所以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培养若等到学生做完毕业论文时才去强调，恐怕已经晚了。”

　 没有信仰，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没有逻辑的一贯性，也被认为是学术腐败的肇因之一。

　 呼唤牺牲和自律精神

　 对于救治，南京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最推崇一种牺牲精神：“宗白华先生曾十分动情地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地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作为对比，刘士林说：“我们学术的第一原则正可以说是‘猛烈地牺牲真理，绝对服从利害’……这只能归因于实用主义真理观对中国学术环境剧烈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学者人心在世纪末的急剧退化……如再现实地追究其原因，这种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也可以说主要是由当代学术体制一手造成的。例如从这个体制中生产出来或走向完善的诸如核心期刊、职称评定、社科奖励和项目资助等。由于它们从体制上把更多非学术的实用主义原则凌驾在知识生产系统之上……”

　 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界很难独立于社会大环境而独自清洁，因而不同意“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的说法。

　 对这种说法，有人不赞同，著名学者陈平原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成为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陈平原认为“学为政本”，即学术界应该是道德的最后底线，而不能解释为学术腐败起因于官场腐败。方舟子也认为国内有一种宽容学术腐败者、刁难揭露者的风气，这比腐败本身更可怕。他在网上和他的书中说：“国内有一位有点名气的学者就亲口对我说：官场都有腐败，学术界能好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能对学术界宽容

　 一些？更有人干脆指责说：你有能耐去抓贪官污吏呀，跟大学老师过不去算什么本事呢？这就好比说，如果有人放了火，趁火打劫理所当然；而如果你没有能耐去抓纵火者，就不应该去抓趁火打劫者。学界竟有这样的舆论，当然是趁火打劫者到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