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两次参加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陈述人。他在莫斯科的陈述中，以自己毕生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期盼而深深打动了委员。美国女委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弗朗茨在投票结束后对本社记者说：“很多委员都被何先生的真诚所感动。”

　 上次申办时，何振梁也流过泪；但遭受心灵创伤的何振梁没有在公众场合流泪，没有在外国人面前流泪。所有人都记得7年前那个酸楚的场面：当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北京时，何振梁迈着沉重的步履，挤出一丝笑容，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何振梁的心里在流血，但他没有流泪。当晚，何振梁和夫人梁丽娟从会场返回饭店后，许多朋友打来电话向他们表示慰问。何振梁总是压抑着伤感镇静地交谈。夜深了，又一次响起电话铃声，是在北京的女儿打来的：“爸爸，我看了电视，您别太难过了，要保重身体，我爱你们。”这时，何振梁的泪水夺眶而出……

　 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何振梁是无可替代的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语言能力对北京申奥极其关键。北京市领导贾庆林、刘淇非常尊敬他，聘请他担任北京奥申委顾问，并多次对他说：“要帮我们出主意啊。”何振梁说：“申办奥运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一定会尽全力的。”他戏称自己是“北京奥申委最年长的志愿者”。

　 这位北京申奥的“志愿者”一忙起来就忘了自己的“年长”。奥申委研究工作，少不了请他参与意见；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二十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他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为了让国外朋友更多地了解北京和中国，他拖着年迈之躯奔波于世界各地。仅从今年2月以来的5个多月里，他就有69天在国外和飞机上，出访11次，走了20个国家和地区。何振梁喜欢打网球，他家里的书架上还放着一张他挥拍击打网球的照片，但他忙得已经8个月没有时间打网球了。他喜欢看书，买了一大堆书，但翻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他身体不好，但申奥前夕连看病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在他家，记者看到了一堆堆的申奥材料。何振梁说，他每天还要收发电子邮件或传真，也花时间。申奥投票临近这一段，他没有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何振梁说：“我对自己说，小车不倒只管推。”

　 1981年，52岁的何振梁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4年后以全票当选执委，1989年又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像他这样在短时间内连续“三级跳”的委员在国际奥委会内是不多见的，这也是中国人的光荣。

　 何振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孜孜追求、正直的人品和正义感，在委员中赢得很高的声望，被认为是“不可收买的人”。1998年末和1999年初，美国盐湖城申办贿赂丑闻被曝光后，引发了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严峻的信任危机。而何振梁却廉洁奉公，清白作人。希腊委员尼古拉乌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你们指责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为什么不报道像中国的何振梁那样的委员呢？何先

　 生访问希腊，我们要为他报销几千美金的飞机票；他明确表示是顺路来的，机票已经由国际奥委会支付了，把钱退给了我们。

　 何振梁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声誉，也维护了奥林匹克和中国的尊严和声誉。1999年7月，已70岁高龄的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第109次全会上再次以全票当选执委。

　 谈到两次申办的不同时，何振梁说：“我们国家发展了，北京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一些本来支持我们的委员更坚定了，一些原先不支持北京申办的委员也逐渐转变了看法。”他还说：“这次申办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中国增加了两名

　 国际奥委会委员。于再清和吕圣荣跟我做了同样多的工作，邓亚萍在运动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何振梁来莫斯科前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人对我讲，北京成功了，该为你记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功利可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能看到我们国家举办奥运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我已很满足了。北京申办成功后，我只想好好休息休息。”

　 记者问：“2008年奥运会点燃圣火的时候，您会在开幕式现场吗？”何振梁回答说：“只要我身体还行，我一定会去开幕式的。”是啊！当奥运会圣火燃起的时候，人们最不该忘记的就是这位北京申办的功臣———何振梁。（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