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山东广饶,追寻着一个“火种”。这个“火种”在中国大地燃起共产主义的火焰,它为中国共产党漫长的革命航程指明了方向。它,就是《共产党宣言》。
20世纪70年代中期,病中的周恩来曾经询问陈望道:“你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找到没有?”陈望道摇摇头。就在一年之后,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山东广饶出现。《共产党宣言》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如何将《共产党宣言》保存了下来?
第一次印刷《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里的部分内容早在陈望道全译本之前,曾经摘译刊登在《每周评论》第十六期上。陈独秀早就渴望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他一直保存着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当他到上海后,准备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听说陈望道已在翻译之中,忙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翻译时参考(陈望道是依据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的)。
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后,将译稿交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译。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第一次印刷出版,这就是用马克思像作粉红色封面的、将《共产党宣言》错印为《共党产宣言》的第一个版本。同年9月,《共产党宣言》第二次印刷,封面改为蓝色,错印也得以改正。从此,一个共产主义的“火种”在中国大地“点燃”,“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这些名词让中国人耳目一新。
据说,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全国仅存6本;9月第二次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保存得比较多,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见到的那本《共产党宣言》就是第二次印刷的。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从上海望志路到南湖红船,我们都记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名字。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结识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从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即到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酝酿在中国建党事宜。当时,陈独秀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相当薄弱,甚至连马克思《资本论》的中译本也没有。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已经清醒意识到,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紧迫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班子,在陈独秀领导下,有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组成,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了。
战火中保存的《共产党宣言》
让我们把视线投向山东广饶。因为,广饶那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像一把火燃烧着我们的心。
《共产党宣言》的火种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叶就传播到广饶的农村。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在会议之后,于1923年就介绍广饶延集村的延伯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延伯真在青岛任教,同时在济南积极投入党的地下活动。1926年春,延伯真携带着一本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的《共产党宣言》回家探亲,他郑重地把它交给刘集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刘良才深知它的重要,他在家里挖了一个地窖,学习完了就藏入地窖。1931年,刘良才调任潍坊任县委书记。临走前他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刘考文。那时,刘集村举办农民夜校,《共产党宣言》成了必读的学习材料。1932年,刘考文参加农民暴动,成为敌人追捕的对象。刘考文便将《共产党宣言》交给了1925年入党的足以信任的刘世厚,叮嘱千万要保存好这本书。从刘良才、刘考文到刘世厚,他们既是同族关系,又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本《共产党宣言》就成了农村革命的“火种”。
1941年,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刘集村,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当时,刘世厚已经撤离出村子,但他一直牵挂着那本藏于屋里雀窝内的《共产党宣言》,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将它抢救出来。此后,刘世厚一直珍藏着这本《共产党宣言》。
1975年,广饶县搞一个革命展览会,刘世厚从一只小木箱里取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很快,消息传遍山东,这本《共产党宣言》就成为山东省党史展最珍贵的革命文物。这就是在周恩来总理询问陈望道之后,在全国最早发现的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的《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