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的意义和影响之重大深远毋庸置疑。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留存的文献资料很有限。据介绍，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如何改组党中央领导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准确的文献依据。1941年12月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的有关遵义会议的文件只有一件，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而后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

　 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1957年1月从苏联接收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分送当时尚健在的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被认定是陈云的笔迹，经考证认为时间是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虽然手稿只有第21到28页，但就是根据这份残缺的手稿，遵义会议的具体过程和所决定的主要内容才逐渐开始廓清。

　 这次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党的文献》杂志首次公布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可以说是继上一份陈云手稿发现后的又一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群对陈云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他指出，这份长达2万多字的记录稿，对遵义会议的记载堪称全面、细致。报告不仅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详细经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还分析了红军长征中所犯的错误。关于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虽未展开，但把会议决定的最主要内容作了介绍。这就是，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和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在报告中，对于长征初期的错误，陈云这样说，西征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在军事指挥上、组织上存在三个错误：一，部队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仅运输各工厂的机器就占用了5000人，有时后卫部队落后于先头部队达10昼夜的路程，给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三，我们的行军路线仿佛是用铅笔画好的，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人，我们成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对象。陈云说，在黎平，红军领导内部出现了争论，广大指战员对“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表示很大不满。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彻底纠正了所犯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此以后，我们改变了军事战略，采取机动灵活的前进方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在总结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时，陈云在报告里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成熟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陈云在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他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陈群认为，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其目的在于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有所了解，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自己独立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建党初期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已经大为减弱。

　 陈群介绍说，对于遵义会议，我们党先后两次作过重要结论。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次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虽相隔36年，但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基本一致。而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的发现，可以说进一步印证了这两次决议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据悉，陈云同志这份报告记录稿的中文译稿，将全文刊载在7月初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第4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号”上。同期发表的还有陈群介绍这份报告发现经过和论述这份报告重要意义的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