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我刚刚17岁,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卫生员。一天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调我到第三野战军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救护队工作。
我和战友们连夜从济南步行赶往徐州,在离徐州还有10公里的一个村庄停下来,没来得及洗把脸,就投入了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
一天拂晓,几个民兵从前线抬下来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排长,他身上多处受伤,浑身血迹斑斑,股静脉出血不止,处于严重昏迷状态。
医生们立刻开始紧张地抢救工作。这时,管理员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交给我一封信,信是写给这位排长的。他的伤势太重了,我代他把信收好。
遗憾的是他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几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我含泪为他做了死后的处理。救护队领导让我打开那封信读给死者听。
信是他的未婚妻写来的。信中说:“当年是我送你戴着大红花参军入伍,战争胜利后,盼你能够戴着大红花回到我身边。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希望你英勇杀敌……”
念到此处,我已是热泪潸潸,身边的同志们也无不为之动容。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那封迟到的“情书”放进棺材里,然后向这位排长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王桂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