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对日寇恨之入骨，对中国有着深深的依恋。

　 记得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马来西亚时，母亲立即响应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发起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中国抗战”的口号，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捐物。

　 日寇侵马时，母亲获悉日本宪兵队四处通缉抗日志士刘平，她冒着生命危险将刘平藏在我家阁楼上，并每天为他供应饭菜，倒屎倒尿。待风声过后，母亲护送他转移到“山芭（森林地带）”继续抗日。母亲还将“联安栈”腾出来，作为马共的交通站和联络站。抗日军蔡庆华、区秀容等女战士，先后住在家中“崇安”祖屋和“联安栈”。母亲的革命行动和高尚品德深深激励了我们。后来，母亲支持我参加了流动宣传队，让我走上革命道路。

　 英帝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后，我于1949年回到祖国怀抱。我和几位从新加坡回国的老战友秘密联系到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在同安第五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解放厦门献出一分光和热，为此我感到无比自豪。这期间，我和母亲不间断地保持通信联系，她时刻关心着我，鼓励着我。

　 生产救灾那年，供应紧张，或许母亲早已从当地报纸获悉吧，竟为我寄来了不少罐头食品、衣物和她亲手制作的榴莲糕。收到这些珍贵的包裹，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母亲1969年因病与世长辞，那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能赶赴丁加奴去见母亲的遗容，深感是终生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