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堂尽管如今已经调任山西省临汾地区的政协副主席，但他给记者的名片上依然写有“原吉县县委书记”的字样，他对吉县的感情可见一斑。本来他可以不用上法庭应诉，当他知道开庭时吉县一方处于劣势时，他坚持作为吉县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出庭。他公开表示，自己不需要偏袒，公理在自己的手里。

　 大概正因此，陈保堂在二审法庭上显得特别激动，以至于律师不得不借倒水之机，让他放慢语速保持镇静。而与之相对应的，被上诉方则言语平缓得多，并声明“有理不在言高”。

　 从双方的法庭发言中可以了解到，1999年1月中旬，经过朋友介绍，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科技开发中心的吕吉山认识了正在太原开会的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当时陈保堂正被“飞黄”的资金所困扰。通过交谈，双方答应合作。此后，双方又通过电话进行了联系。

　 到1999年4月，陈保堂带着县政府的公章和县委引资办公室主任一起来到山西省农科院中心宾馆，审阅了吕吉山拿出的13000字的《建议书》。4月7日，双方签订了委托书。到此，与本案有关的“建议书”、“委托书”、“协议书”相继问世。

　 此后，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科技开发中心的吕吉山和张继忠开始介入“飞黄”活动中，并做了一些接待、宣传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