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一贯鼓吹“真善忍”，并解释说：“真就是做真事”、“善就是乐于助人”、“忍就是提高心性”。然而，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打着“真”的旗号兜售“邪”的货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属于认识论范畴。真，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验事实领域里的真。那是指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客观事物。第二个层次，“真”是指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联系（本质、规律性），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联系的知识或知识体系即“真理”。

　 “真”与“邪”是根本对立的。当然，说“假”与“真”相对立顺理成章，而讲“邪”与“真”相对立在表象上不那么直接。其实，这正是“假”与“邪”不完全一样的所在；“邪”与“假”有相同的一面，但“邪”比“假”更甚：本来是假的，却硬要以“真”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邪”。邪行为直道所不容；邪教为正统宗教所不齿。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邪教“法轮功”的邪性主要体现在：一、排斥正统宗教，组织上自立门户，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即李洪志所谓“不二法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颠倒黑白，如叫嚷“法轮佛法”是“超常科学”，“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其实，“法轮功”恰恰是一个集我国古代迷信“讳书”、原始“巫术”、西方邪教之大成的“大杂烩”。二、制造人间炼狱、荼毒生灵。李洪志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一个人生来就有前世留下的“孽缘业力”说，人若要在李洪志编造的所谓“地球毁灭”时度过“劫难”，只有加入“法轮功”组织；若要“圆满”，就必须让李洪志这个唯一的“救星”给每一个“弟子”腹中按上一个“法轮”。这个充满毒雾的迷魂阵其实就是在“拯救”邪恶的名义下“请君入瓮”———进入邪教“法轮功”的精神炼狱这个“不二法门”。“为救你”的美名掩藏着“虐杀你”的邪恶目的。三、通过“不二法门”的邪恶组织，施以“不二法门”的精神控制，聚集力量“护法”———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不难看出，李洪志之流打着“真”的旗号，贩卖的是“邪”的货色：建立邪教组织、灌输邪恶思想、达到邪恶目的。

　 天安门广场“法轮功”痴迷者自焚事件完全是李洪志之流精心制造的“放下肉体，白日升天”的悲剧，但就在自焚者呼喊“法轮大法是唯一大法”时，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却声明自焚者不是“法轮功”人员。铁证如山，李洪志还有何“真”可言！做贼心虚，李洪志用歪理邪说杀人害命，罪恶难逃。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凶恶之极又虚伪透顶，“法轮功”邪教到底是什么货色，全社会有目共睹。

　 最凶残的往往也是最虚弱的，最邪恶的往往要扮成最正直的。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贼喊捉贼，一方面是为了掩盖其滔天罪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从洋主子那里多讨几个美元。李洪志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邪教的本质及其充当西方敌对势力走狗的丑恶嘴脸！

　 打的是“善”的招牌，干的是“恶”的勾当

　 “善”，属于伦理学范畴，是关于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善与恶是互相对立的。善的前提是“应该”，恶的前提是“不应该”。在这“应该”和“不应该”当中，又划分出“理”和“法”两个领域，“理”指真理，“法”指法制。除去这两个领域，剩下的就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在文明社会中，善与不善主要在这个领域里起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善与恶总是与利益相联系，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相联系而存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来说，善与恶的标准是很不一样的。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我国当今社会中，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大的善，否则就是不善，或者是恶。

　 然而，李洪志的“善”又是什么呢？是诱骗人走入所谓“天国”这个送性命的招牌。他说：“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渡众生。”诬蔑现实社会很糟，胡说“世界末日”快要来到，唯有李洪志能“普渡众生”避开劫难。一副邪教魔头的嘴脸清晰可见。说得直接一点，李洪志的“善”就是涂炭生灵。依照李洪志的“法轮大法”，任何人的困难疾苦都缘自他本人的“业力”，即他以前干的坏事，也就是他本人欠下的债。李洪志给痴迷者指了一条清除“业力”还债的路，即“追求圆满”，断送生命。天安门广场自焚者就是最好的例证。李洪志反复强调，欠债不能不还，而别人不该去管。就是说：人人顾自己，切勿急人难。不能去挽救已走上断命路的痴迷者，这有何“善”可言？

　 李洪志口口声声说，要把练功者“普渡”到“天国”去。这大概就是他所谓最大的“善”了。然而，练功者不是被“普渡”得健康、幸福，而是“普渡”得精神痴迷、神魂颠倒，逆社会潮流而求“圆满”。他们当中，自杀者有之，杀父母者有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者有之；师生结怨，朋友对殴者有之……迄今为止，在“法轮功”歪理邪说的蛊惑和毒害下，已有一千六百多名痴迷者死于非命。如此血债、这般罪恶，难道就是“善”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邪教之意不在善。“善”在李洪志那里只是个给别人看的标签，欺骗群众的招牌，以售其奸的包装。李洪志是假善人，真恶人，而且他不是一般的恶人，是邪恶之人。

　 与这种“邪恶”的行径相辅相成的歪理，便是李洪志之流的“圆满”谬论。众所周知，“圆满”是一个伦理范畴，同时又是一个美学范畴。“圆满”是对人达到“善”的境界的一种欣赏赞叹、愉悦感受，它包含了善又指向美的一种人生高级境界。同时，又是对恶的战胜和丑的克服，对战胜恶、克服丑的努力的意志肯定和情感慰藉。然而，李洪志的“圆满”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所谓“去掉七情六欲”，一下子就把美的情感感受基础去掉了；所谓“白日升天”的自焚，让人人毁命丧、面焦体黑，还有何“圆满”可言？另一方面，李洪志大肆宣扬他的歪理邪说，要学员只读他的“经”、习他的“法”、练他的“功”，恐吓他们不这样做“魔也不会放过你”、“形神全灭”。如此摧毁人的向善意志、求美取向，又哪里有“圆满”可言？说穿了，李洪志的“圆满”绝不是由善向美的选择、建构，而是向恶和丑的过渡，接引。在他那里，“圆满”不过是诱惑人向“恶”的一种自我摧残、毁灭和对于这种自虐自残的忍耐、偏执而已。这是一种毁灭的“快乐”，死亡的“狂欢”。李洪志与彼得·波罗夫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书揭露的希特勒要人们“完全抛弃个人的感情，以一种政客特有的冷漠清醒从事着杀人的勾当”的丑恶行径何其相似！不同的是，前者更重肉体灭绝，后者则更重思想意识和肉体灭绝并重罢了。

　 喊得天响的“忍”实际上就是捣乱破坏

　 “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理性范畴存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并不无端地要求人们去“忍”。日常话语中所说的“忍”，无非是指忍耐、忍受等。在心理学上，忍是一个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心理过程。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自觉地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当中，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程中，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坚持不懈，坚韧不拔，这当中自然也包含着日常用语意义上“忍”的内容，而且“忍”到了可歌可泣的程度。但这种“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的自觉行动，是为了实现人间的美好理想。它是有理性的，是积极向上的。这种忍，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科学意义上的真和善，而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的一种承受力。

　 所以，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忍”，还是为了理想而忍辱负重，都是理性支配下的“忍”，都是与情感密切相连的“忍”。它是人对自身自然的一种支配。但这种支配，不是取消自身自然，不是灭绝情感，相反，是要使自身自然不至于流于动物的本能，是要让理想的火焰在情感中燃烧得更加瑰丽、光芒夺目。

　 然而，在李洪志那里，“忍”的根本要义，是要与“情”做彻底的决裂：“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按李洪志的说法，人生来有“业力”，不忍不能得到“德”，不忍就会助纣为虐、存“业”生魔。所以，李洪志的“忍”，既非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忍耐，更非承载理想的欲扬先抑，而是强化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按邪教魔法走上死亡之路。总之，是“业力”在作怪，修炼者必须把承载“业力”的我赶尽杀绝。不这样，人就永远沉沦苦海、万劫不复。所以，李洪志最先给予的就是自我斗自我，从而引起自我的思想冲突和自我的精神分裂。如此恐怖残忍，却又警告当事人不要“气恨、委屈、含泪”，这不正暴露了他那喊得天响的“忍”原来是在人的灵魂深处进行自我破坏吗？

　 李洪志的“忍”关键的一点是为清除

　 “业力”求“圆满”、“上层次”，鼓动人在社会上捣乱、破坏。如果说，灵魂深处的“忍”是“忍”的内化，那么，在社会上的捣乱、破坏则是“忍”的外化；前者把邪劲指向人的精神，后者则把邪劲指向社会安定。李洪志正是通过前者的精神麻醉达到后者的疯狂破坏的。李洪志之流煽风于秘室、点火于基层、围攻高校、破坏抗洪、围攻中南海、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把常人社会的形势改变一下”。

　 总而言之，“忍”在李洪志那里直接就是破坏、捣乱，只要“法轮功”邪教存在一天，它就要捣乱、破坏一天。

　 同理，李洪志的“真”“善”亦应这样理解。在李洪志那里，“真”就是“邪”，“善”就是“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李洪志的确用他的歪理邪说“在高层次上把整个都反过来了”，包括他使用的语言也非“常人语”而是“宇宙语”。然而，“整个”是反不过来的。倒是李洪志贴在脸上的、挂在旗杆上的、按在墙上的“真、善、忍”被一个一个地揭掉、剥去，最终露出了他那邪恶嘴脸。“真、善、忍”是假，残害生命、真残忍才是真。

　 （载2月26日《光明日报》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