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條例年內出台 工資不單資方做主

    一季度以來，寧夏、吉林等11省區市相繼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據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台，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

    中小企業工資協商推進難

    現實中，為了削減人力成本，各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往往會成為一些企業為員工設定的標準工資。盡管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該辦法規定，當出現“本單位利潤增長、本單位勞動生產率提高、當地政府工資指導線提高、本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四種情況之一，都可以提出漲薪要求。

    “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兩年之前就已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08年3月5日，在全國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報告把“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上升到了政府行政層面的具體要求。

    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其他問題，工資集體協商在具體實行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阻力，使得實施的覆蓋面依然偏窄。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表示，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窄，全國共有1300萬家企業，其中超過1000萬家的中、小企業(也就是將近80%的企業)還沒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山西省總工會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王珍接受采訪時表示，在大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般都能實現，每年工資也能夠根據效益的增長而上漲。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數量眾多且為就業主體的中小非公有制企業協商難，需要強力推進。“在這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中單獨開展集體協商，普遍存在企業老板不願談、職工談判能力弱‘不敢談、不會談’的問題。好多中小企業主不想和職工方協商工資，認為‘企業就是我自己的，工資肯定是我說了算’。”

    近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也在公開場合表示，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將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勞工三權”需立法保障

    記者了解到，在珠三角等一些地區，為吸引和留住日益寶貴的勞動力資源，眾多企業也開始著手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采取的方法就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工資協商制度全面建立後，如何保證其能有效實施？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認為，工資協商制度“要防止搞形式主義，要為協商創造一些條件，比如說工會組織問題、工會獨立性問題，工資協商的手段問題、壓力問題、效果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應該系統地去研究，要提出一些對策性的辦法。”

    據記者了解，除了2008年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進行了？“傾斜”保護以外，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正在加緊制定相應政策，推動勞動者薪酬保護制度的完善，將要出台的《工資條例》也將對工資集體協商作出明確規定。

    “工資協商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協商工資，更是涉及到整個勞資關系基本權利的實施問題，如工人的組織權、談判權、罷工權，即勞動法上所謂的‘勞工三權’。而勞資關系問題、工資問題、工資協商問題涉及到勞資關系系統和政策怎麼去調整，應統籌考慮。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工資協商的效果會打很多折扣。” 常凱表示。

    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看來，“在工資協商中，政府、工會、企業主、工人等都有責任，各自的工作都要做到位。”

    “工資協商應該逐漸地硬起來。比如在國外，工人找你談，企業主可以躲著不談；不談可以，工資就可按當地GDP加上物價水平漲，逼著企業主回來談。”楊宜勇表示，對于不願接受協商制度的企業，政府可以通過完善制度對其進一步施壓。據《中國經濟周刊》

    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被低估

    近日，全國總工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勞動報酬佔比連續22年下降”。此言一出，引發了社會強烈關注。我國勞動報酬佔比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應該怎樣客觀認識“勞動報酬佔比下降”？記者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進行了專訪。

    統計口徑有變化——

    勞動報酬佔比被低估

    據賈康介紹，財科所最近通過1993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佔GDP比重進行的核算分析，對勞動報酬佔比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

    賈康強調，需要注意的是，統計口徑在2004年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個體經濟業主收入從勞動收入變為營業盈余，二是對農業不再計營業盈余。據估算，受2004年統計核算方法變化的影響，大約使勞動報酬佔比被低估了6.29％。

    如果在2004及以後年度的勞動者報酬降幅中扣除了上述統計因素，1993年—2007年間，勞動者報酬的實際降幅為3.46個百分點，年平均降幅為0.23％，2007年的佔比應為46.03%；企業部門的資本收益實際增幅僅為0.33個百分點，在2007年的佔比應為39.16%。也就是說，剔除統計口徑變化因素的影響，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佔比下降並沒有數據顯示的那麼大。

    按照國際口徑統計——

    我國勞動報酬佔比，高于“金磚四國”中其他三國

    鑒于國內統計口徑與國際統計口徑之間的差異，財科所的研究比較中，我國的勞動報酬佔比采用國際口徑的收入法統計數據進行了計算。比較對象選擇了7個具有代表性的發達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金磚四國”的另外3個國家，巴西、印度和俄羅斯。

    從國際口徑統計結果看，我國勞動報酬佔比的基本走勢和國內口徑統計相一致，但差距縮小。從1992年到2005年，除了2003年、2004年低于50%外，其他年份勞動報酬佔比均在50%以上。

    具體來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勞動報酬佔比均在40％或以下，發達國家除澳大利亞接近50％外，其余國家均在50％以上，最高的為美國，達56.92％。我國的勞動報酬佔比為50.58％，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11個國家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左右，高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10—23個百分點。

    賈康表示，勞動收入佔比是指勞動收入佔本國GDP的比重，雖然各國勞動收入在“佔比”上相差不多，但由于GDP的總量相差很大，人口相差很多，所以人均勞動收入上的差距也相當大。

    剔除統計因素——

    勞動報酬佔比仍呈降勢，應加大收入分配調整力度

    賈康指出，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近十年來我國政府和企業部門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而居民部門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這一大判斷總體上可以成立。

    然而，圍繞這一結論，媒體和學術界出現了一些忽視我國與國際統計口徑可比性、混淆初次和二次分配的輿論觀點，夸大我國居民收入佔比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這不利于正確引導規範國民收入分配秩序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比如，有一種說法︰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居民所得的佔比，是國民收入的70%以上，我國卻只有不到50%，就是因為政府在“蛋糕切分”中拿得太多了。但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在40%以上，發達國家中的福利國家更高達50%左右的水平。顯然，把不同參照系、不同口徑、不同分配層次的數據放在一起，只會引起認識的混亂。

    賈康認為，勞動報酬佔比下降導致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分配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政府應當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個人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