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邊多個國家滋生變局 陷入朝野對峙僵局

    4月7日，包括首都比什凱克在內的吉爾吉斯斯坦多個城市和地區發生大規模騷亂。上萬反對派支持者走上街頭，沖擊地方政府大樓，圍攻總統府，佔領議會，並與軍警發生沖突。4月8日，反對派組建的“人民信任政府”負責人奧通巴耶娃在比什凱克宣布成立以她為總理的臨時政府。從不同渠道傳來的信息顯示︰總統辭職，議會解散，軍方同意與反對派合作。形勢急轉直下，前景一時難料。

    近來，中國周邊多個地緣方向滋生變

    在南亞，美國擴大阿富汗戰爭，阿選舉“後遺癥”嚴重，當選總統卡爾扎伊與“佔領國”、“佔領軍”之間摩擦加劇。巴基斯坦重大恐怖襲擊接二連三，印度安全部隊遭反政府武裝突襲，傷亡慘重。

    在東南亞，泰國政治繼續“打擺子”，“紅衫軍”越鬧越大，與政府“對決”的可能性增大。緬甸軍政府急于在“大選”之前進一步“收拾”緬北少數民族地方武裝，菲律賓選前角力升溫。

    在東北亞，蒙古爆發反政府示威，朝鮮半島局勢撲朔迷離，日本鳩山政權民意支持率“跌跌不休”。

    在西亞，美國加緊從伊拉克“撤軍”，而伊國內恐怖襲擊不時升級。伊朗選舉“後遺癥”未消，伊朗核問題即將面臨“攤牌”。

    周邊國家政局動蕩趨于普遍化與常態化，“病癥”大致有三︰

    一是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周期性“折騰”，政局動蕩具有暫時性與可控性，如日本、韓國、印度等。

    二是所謂“轉型國家”的“陣痛”與“反復”，政局動蕩具有中期性、常態性與較大的不確定性。其多處新舊體制轉軌期，由于“民主”體制不健全、“移植”民主“水土不服”、舊體制慣性強大、軍方與財閥等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坐大等，致使腐敗滋生、當局缺乏權威性，乃至不時發生政變與“倒退”，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多屬此類。其中，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五個“斯坦”均系從“前蘇聯”解體而來，體制上不同程度帶有“前蘇聯”痕跡，哈、塔、烏三國政權“新老代際問題”突出，土新總統尚在摸索。而吉爾吉斯斯坦自從2005年在西方大國策動下爆發“顏色革命”以來，“復制”西方“民主”，“革命後遺癥”不斷發作。

    三是所謂“地緣支點”國家的政局“波動”乃至“震動”，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與朝鮮，這五個國家均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西方又將其界定為所謂的“問題國家”，認為其政局演變具有長期性、突發性與高度不確定性。

    統觀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究其根源，內因是主要的，但外因也不可忽視。

    首先，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化”與深陷“民主困境”。周邊多個國家均已形成以兩大主要政黨為首的“兩大陣營”和朝野對峙僵局，如泰國的“保守派”與“親他信”勢力等，對立雙方分庭抗禮、長期相持不下，以致政爭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邊一些國家政府權威下降，“政治生態”呈現為“弱政府、強社會”的失衡狀態，反對派力量壯大，非政府組織活躍，反政府活動盛行，“街頭政治”司空見慣，內耗不止。

    其次，國內經濟社會分化嚴重，國際金融危機激化社會矛盾。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各種弱勢群體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爭。金融危機嚴重沖擊周邊國家經濟發展，致使經濟大幅下滑、失業問題嚴重、社會動蕩加劇。吉爾吉斯斯坦此次政局動蕩，其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發展出了問題。

    再者，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勢力與部族民族矛盾作祟。西亞、南亞、中亞與東南亞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三股勢力”，“基地”組織與“塔利班”等在此具有長期肆虐的“土壤”。

    同時，西方大國加大介入誘發亂局。美國奧巴馬政府全球地緣戰略“聚焦”亞洲，改采軟硬兼施的“巧實力”，將“反恐重心”東移南亞，大舉增兵阿富汗，對巴基斯坦一再實施“越境打恐”，以所謂“大中亞戰略”極力整合中亞與南亞，加快“重返”東南亞，重點威懾伊朗與朝鮮。尤其是，美國利用反對派、非政府組織與互聯網等，繼續在中國周邊地區推行所謂“民主”，致使周邊多個國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亂象”，難以自拔。

    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對中國和平發展帶來一系列嚴峻挑戰︰一是其“外溢效應”危及中國的邊疆穩定與安全，尤其是中亞、南亞與西亞不穩恐將沖擊中國的地緣“西線”，“三股勢力”又將蠢蠢欲動，中國的“西部大開發”與西部安全將面臨新的復雜考驗；二是西方大國等趁虛而入，渾水摸魚，侵蝕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依托帶；三是影響中國對周邊地區的經濟“走出去”戰略，海外利益保護壓力增大；四是對中國的周邊外交帶來新挑戰，兼顧“維權”與“維穩”的難度加大，中國外交“不干涉內政”原則面臨“中國責任論”的沖擊；五是影響周邊區域合作進程，掣肘亞洲經濟一體化。

    面對復雜的局面，中國需要不斷強化“周邊是首要”的意識，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統籌周邊外交與沿邊地區的發展穩定，有效化解周邊動蕩風險，妥善因應大國地緣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