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抽樣調查的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迫切希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擁有城市人身份,享受與城鎮居民一樣的待遇。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也面臨社會保障、對城市的心理認同、社會階層認同等難題。 最大的心願是︰住上廉租房 住房是新生代農民工反映最為強烈的問題。 今年25歲的肖繼周是臨清市青年街道人。2007年3月,他在北京西直門附近一家軟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城鄉接合部的海澱區 肖繼周說︰“簡易房看上去不怎麼結實,倒也整潔干淨,每月房租360元。其實我對住的地方要求不高,因為工作比較忙,在家的時間少,有個地方睡覺就行了。” 肖繼周介紹,剛搬來的時候,他在公司附近的食堂吃飯。後來,看到村里有數不清的攤販,還有很多超市如京百萬、京客隆等,就買了鍋碗瓢盆自己做飯。 他對目前的住房很擔憂,半年前就有消息說,所住的村子要拆遷,搞城中村改造。他說︰“要真拆得重新找地方,一是麻煩,二是費用肯定增加。像這麼便宜,上班、生活又很方便的房子,很難找到了。” 像他這種情況的農民工很多,最大的心願就是住上廉租房。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出資,規劃建設一些廉租房、低租房、公共租賃房,給外來人口租住。 說起將來的打算,肖繼周坦言,原來他想努力工作,努力存錢,在北京買個房,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現在看來太難了,房價一漲再漲,不得不放棄。目前的想法是,在北京再工作一段時間,然後找機會去個二線城市,在房價不很高、壓力不很大的地方,買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有關專家說,新生代農民工大約有1億人,最難的就是尋找穩定的住處。商品房是他們中多數人難以問津的奢侈品,在一些大城市租房子也成本高企。他們建議,緩解安居難題,可通過租賃商品房資金補貼、擴大廉租房保障範圍、在打工者密集區建新區等靈活措施,為新生代農民工“量身定做”住房等政策,幫助新生代農民工逐步安居城市。 最大的訴求是︰別拿農民工當外人 “別歧視農民工,別拿農民工當外人!”這是記者采訪期間听到的最多的話。 “請了一次假,被包工頭罰款 1000 元。”時間過去半年多了,王長友提起這件事來還憤憤不已。 今年23歲的王長友是臨清市金郝莊鄉人。2009年3月,他與同鄉村民奔赴河北一建築工地,干起了電焊工。去年麥收期間,他請假回家幫助父母收小麥,沒想到到了下個月領工資時,竟被罰款1000元。 王長友他們跟建築公司約定的工資是每天 100 多元。 到年底,建築公司欠了20多個農民工30 萬元工資,其中包括王長友的5600 元。為了回家過年,工友們找建築公司索要拖欠工資,建築公司不但說手里沒錢,還要按每天50元來重新計算所拖欠工資。 在幾次索要工資未果的情況下,被逼走投無路的王長友聯合幾個農民工聘請了一位律師,一紙訴狀將工程發包商及建築公司告上了法庭。在法律面前,建築公司不僅把拖欠的30萬元工資發放給農民工,還向他們賠禮道歉。 王長友說︰“我不會像父輩那樣逆來順受,我會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們新生代農民工最大的訴求,就是別拿咱當外人,一視同仁。” 城市的建築工地、工廠、商場、店鋪、車站碼頭、大街小巷乃至一些家庭,到處都有農民工的身影,到處都有他們的匆匆腳步。農民工成了建設城市、創造財富、 服務社會的中堅力量之一。然而,他們並沒有作為權利平等的群體融入城市社區,並沒有因他們的心力貢獻而獲得應有的待遇。令人欣慰的是,這種狀況正在得到重視和改變。 最大的理想是︰不永遠下苦力 臨清市松林鎮倉上村的張澤文,今年26 歲,已有8年打工經歷。17歲時,剛上高一的張澤文因為家庭貧困而輟學,南下廣州、深圳,北上大連、北京,從手袋廠、電子廠到建築、裝潢,他到過很多地方,做過很多工種,受了很多苦,也積累了資金和經驗。 2008年下半年,當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影響到國內部分企業時,正在廣州市搞建築裝潢的張澤文也感覺到了絲絲寒意,漸漸沒活兒可干了。當年9月份,張澤文返回家中。 “返鄉也不能放棄希望,回來之後總要做些事情。”張澤文說,“我曾有過養豬的經歷,在回家的途中就盤算辦個養豬場。 ” 他一回家就開始砌豬欄、添設備、買飼料、購豬苗,很快就把一個小型養豬場辦起來了,還和其他5 人一起注冊了養豬專業合作社。 張澤文的養豬場目前有20頭良種母豬和 300 多頭肉豬,他準備增加 15萬元的投入,擴大養殖規模。 他還打算在鎮上建一個仔豬交易市場,不僅滿足合作社成員的仔豬供應,還可以為其他農戶提供豬苗。 張澤文的經歷,折射了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追求。我們在抽樣調查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最大的理想是什麼?”80%多的受訪者回答“改變目前狀況,不永遠下苦力”。在被問到如何實現理想時,45%的受訪者回答“ 積累原始資金,創業當老板”; 31%的受訪者回答“積累經驗,當管理者”;24%的受訪者回答“學好技能,榮升更高且清閑一點的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