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壓力大逃離京滬等大城市青島雇佣前景好

    中產人群正從大城市出逃。與美國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不同的是，逃離大都市這種逆城市化現象在中國展現出戶籍制度、房價畸形、區域經濟不平衡等鮮明的中國特色。

    把12年青春都獻給北京的余娜，2009年底無奈舉家遷往成都。

    盡管余娜早就做好準備要離開北京，但如果不是因為2009年“甲流”事件，或許余娜離開北京還會延遲。“甲流”爆發以後，正在讀小學的女兒卻不能接種疫苗，原因在于余娜

    擔心會對孩子心理造成影響的余娜，在北京有車、有房、有很好的職業，卻沒有北京戶口，面對不宜居、沒有幸福感、壓力過大這“三座大山”，她終于選擇回到成都。

    來自山東的李先生和余娜經歷相似，還是因為孩子讀書問題而從北京選擇了遷往杭州。杭州一家IT企業向李先生伸出橄欖枝，並承諾高薪高職，重要的是還可以解決戶口問題。盡管杭州的房價並不便宜，但相比北京而言，杭州是宜居城市，而且孩子讀書不用交借讀費。幾經權衡，李先生一家三口移居杭州。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個大都市，都是白領們曾經熱衷的城市。眼下，那些在大都市工作過幾年的白領們不堪“三座大山”的壓力而萌生退意。

    《數字商業時代》與數字100市場研究公司聯合在線調查顯示，春節期間，在611位網友參與的調查中，55.30%被訪者表示在一線城市工作幾年之後，將會選擇離開；其中54.20%在一線城市工作已超過3年以上(含3年)；至于二三線城市，41.10%的被訪者認為會有更好的發展空間；36.70%的人認為宜居、買得起房；12.40%的人是因為離親友更近；9.20%的人是因為可以解決戶口和子女就學等問題，其他僅為0.70%。

    尋找幸福新都市

    人口流動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幾次，最明顯的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大量農民工從農村涌入城市，這成為當時中國經濟發展一道獨特的風景。

    進入21世紀，隨著二三線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線城市的生存壓力過大、競爭激烈，2007年以後逐漸出現城市白領向宜居的二三線城市“被流動”的現象。甚至農民工對大都市也失去了興趣，近幾年連續出現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領逃離大都市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17.9%增長到2008年的46%，增長了28.1個百分點。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水平超過50%，標志著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轉型，就會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期加速階段。

    城市化進程加快，讓每個城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由于每個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產業轉移則因不同的定位而走向不同的城市。

    以成都為例，具有良好的高校背景、政府研發高投入的特點，成為信息通訊技術類型企業的首選城市之一。據悉，截止到2009年，成都已與世界上81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關系，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33家已經落戶成都。

    由于每個城市都有清晰的定位，因此相關企業將會首選這些城市進行投資，而在一線城市設立的辦公地點或總部，多充當“門臉”。比如能源城市有包頭、唐山、長春等，而金融城市則包括蘇州、杭州等地。這些城市對行業人才的吸引甚至比一線城市更有優勢，因為這些城市的幸福指數明顯超過一線城市。

    2月4日，首家中外合資人壽保險公司的中宏保險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數最低，而南京、成都、福州、重慶的幸福指數分列前4位。健康、情商、財商、家庭責任以及社會環境,被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是影響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關聯，缺一不可。

    余娜幾年前曾打算回成都終未成行的原因在于，當時的成都外資企業較少，工作選擇空間有限。如今的成都與幾年前大不一樣，品牌專賣店、星巴克、宜家等這些代表生活品質的設施一應俱全。在幸福感和生活品質方面，成都遠超過北京，這是余娜最津津樂道的事情。

    “事實上，這和發達國家的白領轉移有著很大不同，這是一種被迫的轉移，我們處在工業化中期，這個階段白領離開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產市場畸形上升，以及物價的昂貴，給這個階層很大的擠壓，中產階層的品質得不到保證。另外，由于高校的擴張，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擠壓了原本屬于有工作經驗白領的部分空間而讓他們感到競爭激烈壓力過大，他們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競爭較少、幸福感較明顯的城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張翼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逃離的總是“外地人”

    上世紀90年代後，美國就出現城市白領遷移的現象。當時的背景是美國郊區化浪潮高漲。除了城市本身問題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張。從人口流動的特征來看，唯有高學歷者、高收入者、具有專業技術特長者的流動性最強。

    這種現象隨著美國資源的均衡發展而從未間斷。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學家肯尼思•M•約翰森博士的研究，從2000年~2005年的5年間，共有160萬人口從美國大都市遷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們遷居的理由大多是因為小城市治安穩定、交通方便、房價低，並且能在清新的空氣中休閑娛樂。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婦都認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長。

    “他們已經厭倦了時尚潮流和物質虛榮，美國人重新發現，家庭生活的樂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價值。他們發現，原來生活需要野外燒烤的閑情逸致，需要家庭團聚的幸福。”約翰森博士說。

    顯然，中國大都市白領階層的被迫逃離與美國白領的遷居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國，戶籍問題形成了很大的障礙。在一線城市工作，如果你沒有當地戶籍，讀書、就業、購房、養老、醫療等等問題都很難解決。

    余娜和李先生分別到成都和杭州，不但能夠解決上述問題，生活品質明顯優于北京。對他們來說，還有更多的發展機會。過去在一線城市布局的企業和知名品牌，開始向二三線市場進軍，這些企業需要在一線城市有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全球領先的人力資源雇佣與管理服務商萬寶盛華在去年12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大陸地區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業前景繼續向好，其中重慶、深圳、西安、青島、武漢、蘇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過京廣滬，這預示著二三線城市將為求職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

    一直研究薪酬設計的北京德翰創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東輝對記者表示，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在一線和二三線城市之間的收入並沒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業還要超過一線城市。從2007∼2009年，通過對一線城市和天津、鄭州、杭州、昆明四個二線城市的薪酬對比發現，三年時間薪酬增長二線城市始終超過一線超市。

    對中國二三線市場最具洞察力的外資企業早就有了動作。早在2008年，英中貿協和利茲大學國際商業中心受英國貿易投資署委托，並于當年上半年對中國地方城市商機進行了專題調查。對80多家公司進行了網上問卷調查並采訪了60多家英國企業和貿易促進機構，最終形成了“英國企業在中國地方城市的商機”的報告。

    英方從274個人口超過100萬的中國地方城市中確定了35個目標城市，其中包括大慶、唐山、東營、煙台、淄博、紹興、包頭等城市。他們研究的目的，是在這35個二三線城市為英國企業尋找最有潛力的中國地方城市，評估目標城市中7個重點行業的商機。

    “未來一段時間，一線城市白領向二三線城市轉移的現象會更明顯。越是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對白領的爭奪越明顯,如設計、規劃、電信等等行業。二三線城市不僅相對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這將使得城市中產階層流散甚至會成為一種常態。”張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