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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仅20天，豆瓣评分就高达9.3分。
摄制组用长达一年的时间，
跟拍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里
20多位医护人员的生存现状，
不摆拍、不渲染，
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汉的一线战斗：
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撰文 张翔宇
图片来源 赵医生
2020年初，刚上线没多久，《中国医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条短评和77条剧评：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医生》来得正好。” —— Sellynn
“中国医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记我们也是普通人。” —— 弓长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国医生太难了……” —— 表姐电影
《中国医生》，是国内第一部以医护群体作为主角的大型医疗题材纪录片。据统计，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
张建珍导演说：“中国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每家医院见过的医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从头到尾地采访一遍，最终选出3到5位进行拍摄。最终拍摄了20多位，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仅28岁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医生，因为他们是中坚力量。
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孙自敏，是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单中心脐带血移植数量目前全球领先。
孙自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截止到2019年，她带领团队一共完成了1200例脐带血移植
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孙自敏没有救活一个白血病患者，她觉得医生没办法干下去了，因为支撑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连她的大学同窗同学，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终，她却凭借惊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巡逻式地看病，在国内绝无仅有
邱勇，在法国学习、工作了8年后，毅然放弃法方提供的高薪职位，回到了南京鼓楼医院。“作为中国的医生，我更想为中国的病人看病”。为了能给更多的患者问诊，他在医院同时开设了5个诊室，巡视式地看病。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一个400人的礼堂里问诊，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很多病人光挂号就排了2个月，最终发现医生只给看了30秒。张导说：“像邱勇这样的医生，其实是依靠卓越的专业性，非常高效地对病人做出诊断。”
王东进，也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他所做的主动脉夹层手术，是危险系数极高的一种手术。如果抢救不及时，主动脉夹层的致死率高达50%以上。因为常年进行手术，他的身体并不好。王东进很担心：“心脏外科的医生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目前，正在武汉疫情一线的尹万红医生
图片来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部
仍在武汉疫情一线的施秉银院长
另外，纪录片拍摄到的医生中，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此刻全部在武汉疫情的一线“战斗”，施院长是国家卫建委组织的第三批奔赴一线的专家之一。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不摆拍、不制造矛盾，
《中国医生》从2017年10月份开始拍摄，每家医院历时1个月。进入到后期剪辑以后，又补拍了好几次，最终的素材量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是张建珍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视研究学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后，她决定自己干。
张建珍（右一）与父母及妹妹、姐姐的全家福
2000年，摄于山西大同家中
2008年，她的双亲曾先后被查出癌症晚期，这让她有了在北大医院整整一年的陪护经历。和每个病患家属一样，张建珍亲自查阅资料、论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动求助医生。每天早晨8点，主任医师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钟，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医护题材的影视拍摄方案，最终从浙江卫视向社会征集的500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头全部是跟拍的，张建珍的原则只有两个：第一就是真实，第二是不渲染、不夸大。“这是我想追求的一种叙述方式，不会为了制造冲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会觉得平淡，但事实上它是波澜起伏的。”
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医心》，但张建珍并不想强调这一点，播出之前她主动提出了修改。
这部纪录片一共有九集。拍摄到了肿瘤科、妇产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几乎涵盖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诊科，是所有拍摄中难度最高的。说服病人及家属接受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九集纪录片，沟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医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属本来就低落，还要接受媒体拍摄。张导说：“在医院，被拒绝才是常态。”
每到一位家属，王军就会沟通一次病人的救治情况
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属的情绪
急诊室的特点是突发性，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光是如何把这种情况告诉家属，急诊医生每天会进行许多次的判断和抉择。”
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生王军，就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一位97岁的老人从两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诊科抢救的过程中，心脏骤停了数次。王军觉得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断地要求医护人员进行胸部按压，直到老人的家属全部到场，自己更是不停地给家属解释病情的变化。即便医生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这种医患关系下，还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属心里也会得到稍许的安慰。
王军沟通后
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
还有一名因为肺癌导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诊室，几乎无法救治。当时王军建议不要采用创伤性治疗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王军说：“我没办法替家属做任何选择，但如果换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急诊室的拍摄需要蹲守，病人突然来了，只能赶紧跟拍。每次拍完之后，张导都要求现场的拍摄导演询问医生病患的详细情况。“即便拍完整个过程，摄影师也不明白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因为除了医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个流程，就毫无意义。”最初设定的拍摄，以危重病例优先，为了显示医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艺和治疗手段。但随着拍摄不断深入，张建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肠梗阻病人，他已经89岁高龄。肠梗阻这种病症，做手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进行身体检查之后，医生发现他还患有心脏病。如果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等死，如果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患者仍需要在ICU里维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础费用是2万，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为并发症去世，人财两空。王军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了家属。但家人商量了5个小时，仍然无法作出选择。
张建珍说：“生或死、是与非、进和退，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织。医生显得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在对医生的满意度调查中，急诊最低，满意度不到50%。”后期拍摄的重点发生了转变，张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尿毒症患者
最极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周需要到医院3、4次，每次就医4个小时，跟上班时间差不多。从生病开始，病人似乎就和医院签署了终身的契约。“人到了这种境地，就需要学会和病症和平相处。医生不仅仅是给患者进行身体的治疗，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这是张建珍在拍摄中明白的道理。
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生，他今年28岁，刚刚博士毕业，也是纪录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医生。他所工作的烧伤科，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科室。拍摄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男患者老刘烧伤程度高达95%，因为家境困难，老刘的妻子被送回乡镇的医院，而他也从ICU送到了烧伤科。没过多久，因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最终家人在没有告知徐晔的情况下，悄悄为老人办理了出院。
病人走后，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学会理解并接受病人及家属的选择，是年轻医生必须学会面对的事情。
最可爱的医生：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目前中国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因为发病突然，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会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都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脑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绿色通道的发起者。
他也是所有医护人员中，令张建珍觉得最可爱的一位。病人做手术之前，他会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手机录音；查房的时候，见到做了3、4次手术的小男孩，朱良付会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张建珍说，“他常常默认不到一岁的小女儿，将来一定会做医生。每天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即便随时被叫到医院，他也乐在其中。”
拍摄医护人员背后的家庭，是原本就计划好的，这是不同于已有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一点。张建珍说：“我不想把医生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环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为他付出的家人，呈现这些很有必要。”
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为医生的家属，他的太太、女儿和母亲似乎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国家培养出一位主任医师，大约需要历经25年。朱良付说：“现在我44岁，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不想当医生：
有调查显示，24.6%的中国医生一周的工作时间会超过80小时。医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英国曾设想改变国家的医疗体系，因为医生每天接诊的数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医院看病，经常需要等3、4个月之久。他们想模仿中国医生的工作频率，却导致了全英医生的大罢工。有人评价说，中国医生看惯了生死却依然对生命充满着敬畏和热枕。在张建珍看来，他们是一群既感动又让人心酸的人：“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也是普通人，为人妻、为人儿女。在疫情面前，他们冲在最前面，为什么？因为必须有人去做。”
张建珍也拍摄到了一些伤医事件，但在她看来，激烈的冲突、悲惨的处境，在整个医患关系中占比不足5%。“将疾病作为医患共同的敌人，一起克服困难的过程，更符合真实的状况。”张建珍认为，几年前很多媒体在医患事件的报道中是不负责任的：“医学本身是有专业性的，旁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一度把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一职业的基本信任。”遗憾的是，医疗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发表的《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分析》的报告中说到，超过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张导说：“像我高考的那个年代，北京医科大学的分数比北大还要高。”但近些年，医学院招生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标准，又不能解决医生的困境，是当下非常现实的问题。
近期，因为疫情的发生，朋友圈、微博……随处可见关于一线的报道，大众开始关注医护群体。但疫情结束，一切生活又会归于常态。张建珍说：“《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关口播出，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生可以被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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