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25日,华东局城工部、社会部针对青岛的形势和特点做出了《对青岛工作的指示》,并对青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地下党的配合战争,如做情报、分化敌人内部、动摇敌人军心、调查研究情况、进行爆破等,甚至到将来直接配合解放城市,应有计划的进行。”对于青岛的情报工作特别指出的是“首先是社会情况调查(各阶层思想变化、经济情况、社会调查),其次是敌人内部调查(派系、人事调动、矛盾等)。在青岛更应注意美军调查(数目、在青组织情况、特务系统、参战等)”,以便配合即将到来的青岛解放战争。
为此,华东局城工部、华东军区,胶东区党委统战部、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胶东公安局,青岛市委、青岛工委,南海、北海、东海、西海地委统战部,南海军分区,上海、天津等地的城工部门,相继选拔骨干,打入青岛,实行单线领导,设立工作站、情报网和秘密交通线,开展对市内的情报、兵运和保卫工作。青岛市委、青岛工委、胶东区党委统战部、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等部门,先后在平度、即墨、胶县以及荣成、文登、乳山等地建立联络点,建立了青岛市区到根据地的数十条交通线,有陆路、水路和空中(电台)的,保证了青岛市区与领导机关的联络畅通;又先后在青岛市内建立一批情报组、情报站、秘密联络点,获得了许多美蒋情报,成功地组织了策反敌军的工作,有效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同时有效地控制了敌情,为保卫地下党组织、保卫解放区、保护青岛以及青岛解放后及时肃清匪特,巩固社会治安,作出了重大贡献。
智取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
1948年底,胶东区党委指示青岛市委,通过地下组织,尽快摸清敌人在青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情况,更重要地搞清敌军外围军事防御工事构筑的具体情况,以便出其不意地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扫清我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减少战争伤亡,为胜利解放青岛创造有利条件。经过青岛市委具体研究,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于淑明情报组,由打入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总务处二科的任道治来完成。
任道治从其兄任林圃(时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的机要秘书、地下工作者)处了解到第十一绥靖区军事工程指挥部存有《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情报组研究认为:工程指挥部是新设立部门,人员临时抽调而来,制度尚未健全和不够严密,在此搞城防图比较容易,风险小,且指挥部下层军官上士文书秦大丰与任道治同乡,若能争取过来,搞到城防图大有希望。情报组决定由任道治做争取秦大丰的工作。
工程指挥部设在李村镇的民房中,除大门设有卫兵外,没有任何标志。按规定,所有人员都要住在指挥部内,但无人执行。有家眷在市内者,每天下班都回到市内,第二天乘车返回。无家眷者,也不愿住在指挥部内。特别是周末,只要总指挥施中诚(第十一绥靖区副司令)一走,大小官员皆放假回家。周六晚上和周日的值班任务,大都推到秦大丰身上。秦大丰家在济南农村,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在国民党军队做事。为人老实厚道,不善应酬。任道治经常借口公事,到李村找他玩,交朋友,拉乡情,对其进行形势、前途教育。秦大丰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看到全国将解放的大趋势,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经组织批准,任道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秦大丰非常痛快地表示合作。他们相互配合,很快摸清了指挥部内部人员的活动规律和《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的使用、存放等情况。
12月4日,周末的傍晚,工程指挥部大小官员都已经放假回到青岛市区。指挥部里只剩下秦大丰和值班参谋及一名勤务兵。下班前秦大丰已将办公室窗户上的插销拔开,做好取图准备。吃完晚饭,任道治若无其事地来到工程指挥部大院,由秦大丰掩护,任道治从窗户跳进室内,顺利取出防御工事图。二人立即乘车返回秘密联络站(胶东路22号),由地下工作人员王传鼎、曲琦连夜描绘,至凌晨4时方描完。清晨,任道治、秦大丰又一起回到指挥部,将防御工事图送回原处。复制好的地图由王传鼎、曲琦二人,特制了一个带夹层的木盒,把图藏在夹层里,交给地下交通员李芳送交青岛市委秘密驻地。这张青岛外围防御工程部署图标识着青岛外围的地形、山高、村庄、河流的自然环境,还标有敌人部队驻地和番号,以及堡垒、炮位、战壕等防御工事的基本位置,当这张部署图被送到胶东区委,得到了区委领导同志的表扬。
穿越白色恐怖的红色电波
1948年春,青岛市委指示我地下工作者吴荣森同志,迅速建立青岛市委地下电台,以加强通讯工作,保证人民解放军及时掌握青岛敌情,有效地打击敌人。在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吴荣森购置了组装收发报机必备的器材、机件,安装了大、小功率的两种发射机。此后,又购置一台20R型的美制军用收报机,发报机性能也得到改善。7月,市委派交通员送来密码,并指示成立电台领导小组,成员有吴荣森、黄振远、徐宝光,吴荣森任组长,黄振远、徐宝光负责护台和市内联络,台址在胶东路20号甲。市委严格规定,地下电台只拍发密码情报,有关工作指示或报告由交通员传递,以确保电台安全。10月初,地下电台与解放区机关电台开始通讯业务。为发挥地下电台的作用,胶东区党委统战部与青岛市委研究决定,组成军事情报网,与地下电台建立联系,各处情报由地下电台按时发出。
1949年4月底,华北地区大部解放,各地反动分子纷纷逃到青岛,胶东路一带路旁临时搭起的草棚里聚集了一批逃入青岛的还乡团分子。电台周围敌情的变化,引起电台小组的警惕。为了电台的安全,小组研究决定将台址转移至曹县路(火柴厂内职工宿舍)徐宝光家中。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日益溃败,国民党青岛守敌对电台的控制日益严格,查封了所有业余电台,并逐一审查。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也派来电台侦测小组,企图通过电台侦测车巡回测向来搜寻地下电台,同时模仿青岛市委机关电台向地下电台呼叫,连续四天对地下电台和机关电台施行电波干扰,吴荣森早有充分准备,拼命调准收报机,辨出机关电台的信号,坚持以慢速度打报以使机关电台克服电波干扰,接收到全部电报。5月22日深夜,吴荣森刚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就听到华阳路上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电台侦测车在高墙外转来转去,原来敌人已掌握地下电台的活动规律、使用的电波段、频率和呼号,正在进行方位侦测和电台搜索。在此情况下,电台小组决定立即转移。23日下午,电台小组正准备停止发报,准备转移到城阳路1号时,接到水陆联运指挥部情报小组搞到的一份重要情报,是蒋介石的手谕,大意是:原规定5月25日撤离青岛,改为6月2日,已派15艘货轮,要多载运货物。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必须当夜发出,它关系着部队作战计划,但是敌人对曹县路地下电台已经注意,为了不延误战机,吴荣森冒着生命危险,准备发报。
1949年5月24日凌晨,吴荣森做好发报准备。敌台的干扰信号又出现了,当听到机关电台的呼叫时,吴荣森排除干扰,放慢速一遍又一遍打着密码电文,本来几十个字的报文只要三五分钟就可以打完,但由于敌人电台干扰,二十分钟过去,机关电台还要求按组进行核对。吴荣森沉着地重发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徐宝光过来急促地说“已听到汽车声,赶快关机”,吴荣森依然沉着发报,直到机关电台全部核对准确后马上关闭电台机器,烧掉电报稿和密码副本,隐蔽好电台,拿起武器准备战斗。但幸好敌人并未发现电台位置,悻悻而去。
5月底,地下电台小组按上级指示,转入全天候工作,吴荣森、黄振远、徐宝光以及市内交通员、各情报站的同志通宵达旦地工作,将收集到的情报源源不断通过电台报送解放军。直到6月2日,地下电台仍与人民解放军接管青岛的前导车队保持联系,随时报告市内国民党撤退的动向。
直到1949年6月2日上午十点,上级电台来电:“部队已进入市区,你台已胜利完成任务,请关机,市内再见。”
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948年秋冬间,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组配了以刘萍为基干的情报组,成员有十五六人,秘密联络站设在平原路27号太丰商行经理室。这是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青岛的一个比较健全的情报组,其成员分别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青岛水陆军运办事处、第十一绥靖区军法处、青岛市警察局等要害部门。
国民党兵站总监青岛第九分监部有直通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电台。这部电台负责长江以北及华北地区国民党与南京的联系,蒋介石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假和平真备战的亲笔手谕和机密代电等,均由这部电台接收后,翻译成文,由联勤总部青岛水陆军运办事处机要员、我地下党员张永年定时送到第十一绥靖区及国防部二厅、中统、军统等驻青特务机构。张永年利用发送之机,每晚将这些机要文件先送到情报站。这些代电,机密性大,时间性强,必须以极快的速度传递。稍有疏忽,拖延了时间,就会引起敌人怀疑和审查。刘萍在一刻钟内,开封、密写、拍照、密封。张永年再加速传递,赶回耽搁的时间。
敌人因在整个战场的惨败,对内加紧防范,对机要人员监视更严,经常审查、更换。1949年4月,正在人民解放军准备发动解放青岛战役的关键时刻,张永年突然被开除,情报中断。胶东区党委指示,迅速查清原因,尽快恢复此情报渠道。经了解,敌人开除张永年的原因是对他产生了怀疑,接替者是林吉奎,此人老实,家属在胶东解放区。鉴于此,情报站决定由张永年以交朋友的方式,与林吉奎加强联系,进行形势和前途教育,并通过林吉奎在解放区的亲属的说服工作,林吉奎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使这条中断的情报渠道畅通起来,直到青岛解放。
刘萍情报组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机密情报,如国民党南京总部向驻青岛首脑通报华北、东北战局的情报;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有关军运问题的情报;蒋介石下令东北、华北之整编嫡系部队限1948年11月15日前,南撤长江两岸的情报;联勤总部令青岛、海州所有兵站补给机构,限即清查物资,待令撤退的情报;秦皇岛国民党军南运的情报等。因情报量大,交通员葛学锡有时一周要往返3次。为将情报及时送出,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指示刘萍情报组和吴荣森地下电台小组建立了联系。1949年5月23日,打入水陆军运办事处的刘志扬获得蒋介石秘密手谕,上面有原5月25日撤离改为6月2日,并派15艘货轮抵青,要多装运物资等重要情报。这份珍贵情报当天即送交吴荣森地下电台小组,并顺利发出。■张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