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变迁

“住有所居”不仅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而且还是反映百姓生活状态的晴雨表。

因生在农村，从记事起，我就从父母口中熟知了家中与房子有关的历史：我的曾祖父性情刚烈，因不满当地恶霸强占民山，便挑头代表穷人与其打官司。岂知恶霸与官府相互勾结，官司从即墨县一直打到了济南府，虽然将自家的房子和地全部卖光，最后官司还是败了，曾祖父被抓去蹲了几年大牢。出狱后的曾祖父已是倾家荡产，无奈只好领着一家老小到远离村庄的深山里搭建了两间小茅屋，依靠给庙宇看山护林，借以开垦几分薄地养家糊口。直到我祖父年近不惑时，才在村后一处据说“风水”怪异的小山包前盖起三间草房，一家人总算在村中有了一席之地。随着我父亲和叔父相继成家，狭小的空间根本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人口，但在那种暗无天日的年代里，虽然一家人拼命劳作，却仍食不果腹，哪里还敢作扩盖房子的非分之想？后来实在住不开了，我父亲只得另起炉灶，自己出来盖房子。请不起工匠，就自力更生：每天上坡收工往家走时，顺路到河床里拣那些大点儿的卵石给小毛驴装上两驮篓，然后自己再挑上一担运回家来。如此这般日积月累，费了大半年工夫，才备齐了盖房子的石料。为了筹备给匠人吃的馒头，全家人一年没沾点儿白面。那时正值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和活跃在当地的一支亦兵亦匪的“游击队”时常到村里骚扰，家中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两袋面粉也不敢放在屋里，因为如果让鬼子发现了，就会说是给“游击队”准备的给养；而“游击队”见了，则又会污蔑是送给鬼子的慰劳品。到时候面粉被他们抢去尚属小事，弄不好还有性命之忧。房子在兵荒马乱中动了工，起屋的那天，正碰上鬼子和“游击队”在附近激战，吓得匠人们四处逃散……

1949年6月2日，青岛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翻身后的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我家原来住的那个地方过去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与前面的大村和后面的小自然村均相隔数百米之遥，到了晚上四周漆黑一片，如同荒郊野外一般。但似乎没用几年时间，我家四周就被新房重重包围。在农村里，房子为儿女婚嫁的基础，它在婚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不知有多少好小伙子就因为家穷盖不起房子而不得不打一辈子光棍。“要饭吃得有个‘创（放）’棍的场”，这句俗语的背后，汇集了多少代人的切肤之痛！解放后集体统一规划，每个家庭只要符合规定，所批给的宅基地都是免费的。因为有了这些优惠条件，再加上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在我们那里，几乎每对刚结婚的小两口都能住上新房。此举让很多城里人羡慕不已，相比之下，因为缺少住房，许多城市中的年轻人那即将盛开的爱情之花，往往在房子的困扰中枯萎凋谢……

其实更大的变化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青壮年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们栽果树、种茶叶、跑运输、搞建筑……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裕起来的人们将多余的资金仍然投入到房屋建设之中，刚刚兴起没几年的“将军房”很快被二三层的“将军楼”取而代之，而且其样式、装修不断更新换代。你外墙搞水刷，我就镶瓷砖；东邻用花岗岩，西户就贴大理石……“谁家富，比比屋”，一时间成了新的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种曾让上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似乎在眨眼之间便成为了现实。一栋栋漂亮的石头楼如威武的仪仗队般站满了大街两旁，让每天进进出出的当地人满怀豪情，让从此经过的外地人眼红耳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老师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当地拍摄风光片，车子在村前公路上行驶，记者看到路两旁一栋栋漂亮的石头楼，就问这是些什么单位？当得知这都是农民自己盖的“将军楼”时，记者顿时露出了疑惑的目光，处于新闻人的认真和敏感，非要司机停车下去看看，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那位老师陪同记者一行随便选了一户人家进去。看着房内富丽堂皇的布置，面对憨厚朴实的男女主人，这位来自京城的记者大发感慨，表示自己虽然去过不少地方，采访过很多富裕起来的新农村，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如今的农民竟能住上这么好的楼房。

这种质的变化不仅仅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极大的辐射面。如今，走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村子，都如同进入了城市：宽阔的街道洁净平整，鲜花盛开，绿树成荫。地上再也见不到四处横流的污水，耳边再也听不见嗡嗡乱叫的蚊蝇。入夜，明亮的街灯与月光相映生辉，让那些想玩躲猫猫的孩童找不到藏身之处。网络电视进入了每家每户，昔日房顶上如桅杆耸立的电视天线早已不知去向，替代它们的，是一个个更加环保节能的太阳能热水器。

两岸关系缓和之后，我们村有位在海外呆了数十年的老先生回国探亲。面对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先生感慨万端。他说，在海外的这数十年中，因为误听某些不实宣传，所以印象中的家乡人仍住在过去那种风雨飘摇的“趴趴屋”里，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谁知回来一看，除了山没变，其他的一切简直是天壤之别。老先生的妻子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当年的老房子还在，只是早已被他的亲生女儿翻新成了四大间新瓦房。惊喜之余，老先生索性回来定居，直到耄耋之年安逝于女儿的“将军楼”中。

拿我自身来说，当年父母留给我的那栋用鹅卵石垒就的茅草房，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被我翻新成了“将军房”，包括院子在内近400平方米，三口之家住在里面随心所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世纪之初，我们夫妻俩又在小城里购买了商品房，全家兴致勃勃地搬出去做了几年“城里人”。因舍不得乡村里那种惬意自在的生活环境，最终还是将“旧居”重新改造装修，在村子里住了下来。

房子的变迁映射出了时代的进程，我的亲身经历告诉自己，这种变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