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对村里痛下决心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探寻绿色发展新模式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高明之举”,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13个年头了,在余村,“两山”论早成百姓共识。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群众对绿色生态的需求更为迫切……
5月8日,记者来到翠山环抱、清溪绕流的余村采访。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地处浙北天目山北麓,是天荒坪镇西侧一个小山村,因天目山余脉——余岭而得名。
余村溪清澈见底,从村西余岭冷水洞奔流而下,涤荡着翠色包围中的小村,如绿叶脉络般晶莹。
溶溶山雾涌动,漠漠水田中,白鹭肃肃起。溪水流过“两山”会址公园,环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欢腾跳跃着把余村的故事带到五湖四海。而这块石碑上的话语,如同定盘星,在绿水青山之间,见证着金山银山的蓬勃……
“黑玫瑰”绽放结恶果
5月8日清晨,烟雨迷蒙的余村中心街上,一把把雨伞下,是各地游客艳羡的眼神儿。
在如诗如画的村落外,南北皆是苍翠的青山。从余村老村委会西行三里,便是余岭山脚下的冷水洞矿区遗址。遍布青苔的石板路蜿蜒而上,路旁的野草莓绿叶中透着红果,青灰色的山体挂着当年采石作业的痕迹。
“这个矿址村里本想把它改造成‘矿山花园’,但大家考虑再三,还是认为叫‘矿山遗址’更贴切,这样更突出警示教育作用。”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说。
40年前,余村人靠山吃山,视矿山为命根子,大力发展“石头经济”,采石矿、造水泥、烧石灰……这里一度成为安吉县规模最大的石灰石开采区。“当年全村有200多户,其中一半以上家庭有人在矿区务工。”潘文革说。
“多的时候,一年光石头就要搬出去24万吨。矿山给村里带来上百万元净利润,余村是全县响当当的富裕村。”天荒坪中学老校长、今年61岁的李熙庭退休后回到村里,受余村“两委”委托,正在编写村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余村百姓历来的追求,可往往事与愿违。“历史上,我们这儿是个穷村。晚清时,安吉这一带遭受战乱,十室九空,我们的先辈移民到这里。移民有一个特点——敢为人先,有创业精神。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只要有一点儿地,就能生存下来。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巷子里扛毛竹——直来直去,礼仪规矩比较少。”李熙庭对村子的人文历史颇有研究。
“解放前,村里只有71户340口人,其中8户单身汉。当时,村里的地主也很苦,不分白天黑夜干活。晚上干活,在牛角上挂着灯笼,照着水田耕作;晚上到山上挖山,天太黑下不来,就弄根绳子,把自己吊在树上睡。”李熙庭讲述着幼时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
好在迎来改革开放,村里的石头成了宝贝。当年村里的年轻人也早早吃上了“石头饭”,领上了一个月1000多元的高工资。“和周边村相比,我们都是高收入。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家电都是我们先用上的。”余村的老支书鲍新民说。
可石头背后的隐忧,却时时浮现。30多年前,还是初中生的潘文革在作文里写道:“水泥厂上空,升起了黑色烟雾,像是一朵黑玫瑰正在优雅地绽放……”今天提及此事,潘文革哑然失笑:“当时觉得水泥厂带来了好生活,就应该被歌颂、被赞美。”
“黑玫瑰”的绽放,带来了持续性的污染。余村常年笼罩在烟尘中,竹林黄了、竹笋小了,连那棵千百年的银杏树也不结果了。村庄原有的硬化路被大车碾压成高低不平的土泥路,村民们不敢开窗、无处晾衣,甚至有人还因生产事故致残、致死……
生态环境恶化,使所谓的“石头经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晴天余村溪的溪水是白色的,而一下雨,溪水就像酱油,淤积河床抬高近2米。”家住矿区附近的余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清楚地记得。
“我不断腕,毒气灌心”
从冷水洞折返村里时,天更阴沉,山雾溪烟白昼昏,一如当年余村人的心情。经济高增长背后,是不蓝的天、不清的水、不绿的山。这种苦恼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共同面临的尴尬问题。
那些年,浙江的不少地区、许多企业同样不顾一切地追求GDP而不惜破坏生态、破坏自然,致使山秃无林,绿水变黑,死鱼泛滥……在余村近邻,还有人提出“开山劈岭,三年赶超首富村”的口号。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2003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把“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一条正式提出。建设“绿色浙江”的决策迅速传到每个县、每个村。
“我是2004年底接任村支书职务的。记得村上开干部会,讨论关石灰窑时,一半以上的干部思想拐不过弯儿来。”鲍新民回忆。
“关窑停厂容易,但村里的收入从哪儿来呀?村上的经济收入一下子就几十万、几十万往下降。这一降,全村原来做的一些事就转不动了。老百姓更不干,问我:我们上哪儿挣工资?都出去打工?家里的事谁管?留在家里,就得有口饭吃,你停了厂关了窑,就是让我们等死!”对于当时的困境,鲍新民记忆犹新。
壮士断腕,岂能迟疑。“在我们村南面的上墅乡董岭村的梅坞里,曾有位手腕缺失的汉子,人们叫他‘拐手’。他失去的一只手是他年轻时在高山上砍柴,不幸被蛇咬伤,当机立断,一柴刀就把这只手齐腕剁了。有人问,哪来的勇气下刀?他回答简单:我不断腕,毒气灌心,还能在今天见到你吗?”李熙庭说。
壮士断腕靠勇气:一把柴刀,一个柴桩垫底,一下死劲,一次成功。断腕之后要靠耐力。“活着就堂堂正正做个人,吸口干干净净的空气,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给子孙后代留个美丽家园,这比啥都强。”2005年3月,时任余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民怀着这样的强烈愿望,带着新班子全体成员,向村民们庄严宣布:从此关闭全村所有矿山企业,彻底停止“靠山吃山”做法,调整发展模式,还余村绿水青山!
区区余村能不能顶住压力,其实是一场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生死抉择。关停矿区,不仅让大半村民丢了工作,也让余村当年的集体经济收入锐减。不过,村民也发现,采矿的炮声消停后,山渐渐又绿了,长出来的竹笋味道也变好了,溪水也渐渐清了。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
2005年8月15日,在余村村委会二楼会议室里,习近平对村里痛下决心关停矿山和水泥厂、探寻绿色发展新模式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高明之举”,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9天后,习近平用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发表评论,鲜明指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会变成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23日,他又发表了《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进一步强调:“这‘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
山雾敛,水云收,微风吹花新雨晴,苍茫山影开云屏。在旧村委会前的余村电影院里,记者与天南地北的游客一起,重温当年那段珍贵的历史影像。
“总书记为我们村指明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潘文革说。余村人下决心封山护水,村里挤出所剩不多的集体资金修复冷水洞水库,拆除溪边所有违章建筑,把竹制品家庭作坊搬进工业区,统一管理、统一治污。
当时,村里分批组织村民到外地考察农家乐,想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转身。2005年是余村发展休闲经济起始年,余村农家乐服务中心成立,荷花山景区开始市场化运作。
“我认为,一个村要搞得好,离不开一个当家的党支部。老党支部书记、俞小平的爷爷俞万兴,当时搞规划,从1986年开始至今,余村人守住了一条底线:所有村居坐北朝南位于公路北侧,决不许乱了规矩,这才有了如今的面貌。”李熙庭介绍道,自己家的房子建于1986年,后来村里污染过于严重,便搬到县城居住,“三年前,看到村里青山绿水,又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搬回来住”。
李熙庭说,在余村,无论是制订村规民约,还是美丽乡村建设,大大小小的村级事务,老百姓非常支持村干部,干群关系非常好:“当年关停矿厂,老百姓是有想法的。可对村干部是信任的,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先执行着。老百姓尝到了甜头,觉得干部看得远,他们更愿意去相信村干部。”
“余村的变化饱含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与梦想。走过的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任任村干部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啊。”在冷水洞水库前,潘文革感慨万千。
冷水洞水库始建于1976年,俞万兴和副书记陈其新带领广大社员,在不拿工钱、只算工分、自己管饭的艰苦情况下,日夜奋战。主体大坝采用粘土心墙身,坝顶长度91米。全部是粘土,一层又一层,用笨重的夯柱夯实建成。
“我家原址在水库中央。当年爷爷带领村民改天换地,带头从老宅里搬了出来。后来矿关了,山也绿了,山色与水库成了余村一大美景。村里与一开发商合作要在水库旁建一座用于旅游产业的酒店,于是我和十几户俞氏村民又被动员搬家。”俞小平介绍道。
“那年我刚当村干部,全村人都看着我动不动。我爷爷已经不在世,我父亲一听说又要搬家,坚决不同意。怎么办?我这当干部的就得带头。那年是2007年,也是我们余村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的关键时刻,你犹豫和停一下,想歇一口气,就可能往下滑。这关口,我们当干部的就得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才能带领全村人从绿水青山走向金山银山。”俞小平说。
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在今天的余村村委会楼前,是一片水光潋滟的荷田,圆圆的小荷叶顶着露水。记者询问78岁的顾水荣老人,对村子变化有什么感受。
“环境恢复得真好,有小时候放牛时的感觉。”老人答道。在介绍自己名字时,老人手指着脚下的小溪说,“中间的字是‘水’,清‘水’的‘水’。”老人的举止言说让我们形象地理解了什么是记得住乡愁。
在余村,绿水青山的面子和里子一样重要。“要发展,规划先行。我们把全村划分成生态旅游区、美丽宜居区和田园观光区三个区块,鼓励农户利用闲置土地种植花卉苗木,投资建设荷花山景区,率先建成安吉美丽乡村精品村。”潘文革介绍道。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余村一年一个脚印,扎扎实实铺展青山绿水画卷——
在山林,求青翠。村里积极发展林业观光园区,贯通林道、修建游步路,实现毛竹丰产丰收。漫步在竹海间,雨过天晴,云来云去,随手能拍出风光明信片。
对水,求清澈。村里启动冷水洞水库“保安工程”,开展清淤、除险加固等工作,提高防洪能力和水质标准。2014年,完成山塘水库治理、生态河道建设,率先实现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推行限农药、减化肥、禁捕鱼、控狩猎、不焚烧等生态修复行动。
对土地,求清洁。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关停竹制品企业,改造老厂房、旧农居、破围墙,整治违章建筑和违法用地,复垦土地,率先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广泛开展美村庄、靓家园义务劳动和日常管护工作。实施村庄绿化、沿线亮化、道路硬化、庭院美化工程,全面系统改造提升人居环境。
对百姓,求清香。开展以“院有花香、室有书香、人有酿香、户有溢香”为主要内容的美丽家庭创评行动。对村域范围内的农家乐和休闲景区进行改造提升,成功发展荷花山漂流、金宝农庄等品牌。
硬件强起来后,软件也必须与之匹配。2015年,推进“两山”会址公园、数字影院、文化礼堂等品质景观建设,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2016年,推行大物业长效管理模式,环境治理常态化、精细化。实施“两山”森林小镇核心区建设,建成矿山遗址花园、游憩乐园、慢行绿道。
经过近13年的坚持,余村变靓了。荷花山景区、千年银杏树、葡萄采摘园、水上漂流、家庭民宿等生态产业声名远扬。美丽的环境成了村民的摇钱树,村里别墅林立,还建有气派的电影院、乡村文化广场……
村美人自来。游客到,山货俏,农家乐里更热闹。在“两山”会址公园隔壁,陈红霞的农家小院门口竖排着几捆凉席,厂房里有工人在熟练地切割着编凉席的竹篾。
游客多了,家里的凉席生意也好起来了。“山上的毛竹绿色加工,自己家的机器做,卖一条是一条,一年下来比在外面打工肯定好。”陈红霞说。
潘春林与陈红霞家一墙之隔,在村里第一个开办农家乐。之前,他开拖拉机运矿石。矿山关停后,潘春林大胆地借了几十万元办起了农家乐。如今,潘春林的农家乐扩大到150间客房。他还经营着一家旅行社,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13年中,余村从事旅游的村民从28人增加到近400人。“近几年,游客越来越多,村民越来越富。村集体收入
,由2004年的55万元,上升到去年的41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04年的7576元,上升到去年的41300多元。去年来村里的游客达40万人次。280户村民中,有100多户户主成了小老板,全村有200多辆私家车。”潘文革高兴地说。
“我们把生态景观、农耕文明、民俗节庆、地质探险等元素整合在一起,形成可游可赏、亦耕亦采、有趣有乐的新型乡村生态经济。”潘文革说,余村的发展注定要逾越传统乡村的发展路径,把绿水青山的文章做到极致。
新村规:喜事用鼓,丧事用锣
在余村的中心村西侧,一棵古银杏树在雨后愈显葳蕤。原来,村民在修路时特意避让,将大树保护起来。
午饭时分,村民们三三两两来到古银杏树下,有人端着满满一大碗米饭,上面盖着老笋干与肉片,还有配韭菜鸡蛋、炸小河鱼的。
在余村党建文化广场上,记者巧遇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泉子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吴圣霞。去年5月5日,本报曾以《吴圣霞:嫁给山村的女支书》为题,报道了这位“全国三八红旗手”,接过丈夫肩上的担子,带领泉子村发展乡村旅游致富的故事。
这次来南方学习,吴圣霞感触颇深:“我看了一路,这里的全域旅游做得好。南方的资源好,水好、植被好,发展早,理念新,政府也重视。我主要来学习他们的理念。”
在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百姓共识。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群众对绿色生态的需求更为迫切。
2018年初,余村的一件事折射出百姓对绿水青山的呵护。当时,村里决定,自2018年元旦,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我们认为,余村虽然是村,但作为全国文明村和景区村,应该在乡风文明建设上走在前列,给中国农村做个榜样,不负习总书记的殷切期待。”俞小平说。
在安吉的山村,因燃放烟花爆竹,乌烟瘴气,引发山林和房屋火灾、堵住屋顶下水管道、震碎车窗的事情屡见不鲜。因为除夕通宵放炮,村民根本无法入睡,更别说农家乐里的城里客。“思来想去,这是件大事,必须办掉。”俞小平说。
然而,这个决定刚提出,就碰到了两颗“硬钉子”。
村里有两户人家,一户喜嫁女儿,一户新房上梁。“你叫我怎么办,5000多块的炮仗,半年前就买好了!”一户村民极其不乐意地说,“你们的规定是规定,我办喜事还是照放不误。”另一户也不买账,说女儿出嫁这等大事,竟不让放爆竹,哪有这种道理。
怎么办?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下来!村两委干部、妇女主任、村民小组组长一遍遍上门做工作,讲解“双禁”的意义。几番下来,两户村民终于松了口。可是,“静悄悄”地办喜事,怎能叫喜事呢?
集思广益后,村两委立了个新规:喜事,用鼓;丧事,用锣。“陈旧陋习是要
去除,但也要切实考虑村民的需求。”俞小平说,农村的“双禁”显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也逼着他们去想更多、做更多。
“过年时,我们还组织了十人舞动的‘银龙’队伍,后面跟着十六个人举着荷花灯。大年三十晚上,在村道上,腰鼓敲起来,舞龙闹起来,很是热闹。”作为舞龙队员的李熙庭介绍道。
“年三十晚上,我们敲鼓到农户家门口。他们把我们接到家里去,热闹一下,图个吉祥,没想到乡亲们掏出红包来。这钱村里拿着,当作基金。元宵节晚上也这么喜庆。老百姓觉得还是不放鞭炮好,烟花污染环境,还容易攀比,没有啥意义。”李熙庭说。
“过去上坟,要烧纸钱,放炮仗,山上乌烟瘴气的。今年过年就很干净,村民上坟,用鲜花代替。现在去问乡亲们,都说这么做是好事情。大氛围上来了,新思想蔚然成风。”李熙庭分析道。
“经济上去了,文化不上去,人的素质不上去,那是不行的。”李熙庭对村里的变化感到欣慰,“我们这里卫生很好的,垃圾不落地,厕所也干净得很,城里都不如我们农村环境好。”
2017年,余村通过国家4A级景区景观价值评估,正在争创5A级景区。
“村里还准备成立旅游公司开展乡村经营,盘活整合村集体与村民资源、资产,建立以股权为纽带的经营综合体和利益共同体,推动村民就近赚薪金、拿租金、分股金,让村集体和村民双受惠,以乡村经营反哺支撑人居环境建设。在我看来,余村人充分挖掘自身优秀品质,咬定青山不放松,迸发出精神富有的力量,才是最宝贵的!”潘文革说。
“编纂村志,讲求务实。在近24万字的初稿里,其中有一个重要章节是关于‘两山’理论和实践的。”李熙庭期待着,余村的“两山”画卷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