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荣：大山深处“老县长

资料图片：“老县长”高德荣记者 黄兴能 摄

清晨，“老县长”披衣出门，环顾寨子。

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天起床，先出门看看寨子上空的炊烟。

云雾在群山间缭绕，山峰仿佛飘在空中。江水轻唱着向南奔去，水色透碧如玉。

独龙江美，独龙人勤劳。

39年来，为了尊严和梦想，他带领独龙族的乡亲们不懈奋斗，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兄弟民族的支持下，把一个封闭、贫穷、落后的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领进了21世纪。

他今年已满60岁，已经退休。但是，为家乡发展的这颗心，从没退休。

性情

说起“老县长”，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几乎无人不晓。一位外地来的诗人写道：“你的故事，街边的补鞋匠也能讲上几段。”

然而，记者日前在独龙江边见到他时，丝毫没有感到诗意。

身高不到1米6，肤色黝黑，笑容憨厚，眼里透着几分精明，不主动看人，衣着举止土气。别说“县长”，看上去顶多是个“乡长”。

可他确实当过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而且在7年前当选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厅级，独龙人里最大的官。

之所以称他“老县长”，据当地干部讲，这样亲切，他喜欢听。

“今天要谈，就谈民族发展问题，其他一概不谈。”坐在桌子旁，他开门见山，调子很高，没有表情，空气中浮着一丝冷淡。

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稳宜金介绍，“老县长”不让宣传他，只是为了让独龙江引起更多关注，获得外界帮助支持，才勉强答应“配合”。

独龙江逶迤奔流，在巍峨的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脉之间，冲出一条深谷。江边狭小的河滩台地和山腰上，居住着古老神秘的独龙族。千百年来，这里的氏族部落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住茅草房，女子纹面，山外人称其为“俅人”。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才有正式的族称－－独龙族，原始山民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目前，独龙族在全国约有7000人，其中4300多人聚居在独龙江乡。

大山阻塞、景色秀丽、农耕渔猎、鸡犬相闻，多么像世外桃源！可是，奇绝风光，常在徐霞客笔下的“险远”之地。寒冷多雨，苞谷低产，独龙人生活困难，至今仍有一些人在吃救济和低保。

所谓现代物流，在这里还是神话。1964年，政府在高黎贡山上开出一条人马驿道；直到15年前，才修起连通外界的盘山公路。至今，独龙江乡每年仍有大半年时间大雪封山，形同“孤岛”。这期间，独龙人最怕得重病，有些妇女连怀孕都要算计时间。

“独龙族发展不起来，把我宣传得再好，我也没面子。”他看着记者的眼睛，认真地说。

在后来的接触中，记者感到，他把“面子”看得很重很重。

“戴着落后的帽子，很不光彩。没有共产党，没有兄弟民族，就没有独龙族的今天。”

“一个民族，必须对国家和兄弟民族有贡献。老是伸手，抬不起头。”

据当地干部讲，“老县长”虽然把独龙族的落后挂在嘴边，但别人不能提，听了他会生气。

记者小心翼翼，生怕哪惹着他而中断采访，但他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他用“滇普”或独龙语与人谈事，采访还是不时被打断。后来，他干脆站起来，不辞而别。见记者跟进里屋，有些愠色：“采访到此结束。”

记者看他往手上倒了好多种中药和西药，一仰脖全吞进嘴里，正想劝他这样吃药不好，他转脸嘿嘿一笑，幽默了一把：“没事，这叫中西医结合。”

稳宜金是白族干部，和“老县长”在贡山县班子里共事多年，双方引为至交。他安慰记者：“他是有点‘硌’，有时和我们吵得凶，但只要是工作，他回头会表示友好，会主动找你开玩笑。”

“老县长”名叫高德荣，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独龙族到北京开过会。

记者很想搞清楚，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威望？

听说当天记者恰巧生日，他立刻变得友善起来，吩咐老伴去自家池里捞两条鱼。“你远道来，按独龙族风俗，晚上为你庆生，咱喝两杯。”看着记者，目光温暖。

大山里的人，心眼直，也很热。

归根

“辞官”回乡，人们一般只是想想说说而已，但高德荣真这么干了。

也不是彻底不想当官。方便为群众做事、有利于地方发展，官还是会当的，只是不想要当官的派头、地位和待遇。

2006年，高德荣从贡山县县长任上，当选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到州府六库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把办公室钥匙交了出来，向组织提出回独龙江乡工作。

“独龙族同胞还没脱贫，让我把办公室搬到独龙江去吧！”他申请说。

后来，他争取到了兼任州委独龙江帮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差事。7年前的一个夏日，时年53岁的他回到独龙江。

办公室就是他在江边简陋的家。退休的老伴也跟来了，成了“‘老县长办’的勤杂人员”。

他从不喜欢待在办公室，就喜欢下乡。路上、寨子里、火塘边、工地上、树荫下，都是他的办公场所。

“官已经当到头了。我如果连几千人的事都管不好，怎么好意思去当更大的官”；

“独龙族人口再少，也是祖国大家庭里的一员。独龙族贫穷落后，我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自己”

……

话听上去有些耳熟，但结合他“人往低处走”的做事风格，感觉真诚。

外地人可能不清楚，州府六库现在还不通飞机、铁路，怒江州是全国最边远的地州之一，而独龙江乡又是怒江州最边远的乡。

从六库去贡山县城，沿着怒江边狭窄的公路，开车最快也得6小时，弯弯曲曲的公路容易让人晕车；再从县城去独龙江乡，要翻越海拔3300多米的高黎贡山垭口，开车最快也得4个小时，其中要经过约23公里的盘山“搓板路”，颠得让人胃痛。封山期间彻底不通车。

独龙江闭塞，过去交通靠走，传递消息靠火炮。天气阴冷潮湿，蚊虫多，旱蚂蟥吸血吃个饱。以前物资匮乏，苞谷不够吃，要挖野菜补充。“老县长”的身高，或许与他年少时营养不良有关。

相比独龙江，六库可是个“超大都市”。但走出去的人，很少有回头的。在六库站住脚跟，是山里人的梦想，甚至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

“老县长”不看重这些。

年轻时，他已有过一次主动返乡工作的经历。

18岁那年，高德荣考上怒江州师范学校，背着行囊踏上人马驿道，走出大山，人生大道从此在脚下铺开。1975年，毕业留校，走上校团委书记岗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前程似锦。

然而工作4年后，他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调回独龙江乡教书。

“一个民族要发展，没有文化不行。我受党的培养，读了书、明了理，独龙江需要我，所以我就要求回来了。”“老县长”解释道。

那次回乡，在乡里一“猫”就是10多年。教书育人、异常清苦。后来，基层工作急需有文化、情况熟的少数民族干部，根据组织安排，高德荣又走上了“仕途”。

“在独龙江苦不苦？”“我的幸福指数很高啊！”他咧嘴笑道：“在这里我心里很踏实、很舒服。看到民族进步，我就快乐幸福！”

一个人如果有坚定的信念，就会有坚持的理由。由此，会变得坚忍、执着、独立、无畏。

“官当得够大了，如果不为人民做点事，活着的时候群众不要你，死了以后，马克思也不要你。”他说。

看着这位特立独行、像农民一样的老人，记者不由从心底生出几分尊敬来。

老家是“根”，老乡也是“根”。“老县长”脸上的皱纹，有点像高黎贡山上的珍稀植物大树杜鹃，树皮斑驳，但这种树树形苍劲，根扎得很深，花朵绚丽。

火塘

独龙人家的“客厅”里，有一个火塘，大家围坐着烤火、说话、喝茶，有时还会喝点自酿的酒。火焰跳跃，水壶“吱吱”冒着热气。

“老县长”喜欢看火苗。家乡，就是这种柴火燃烧时散发出的暖暖的、有点呛人的味道。

“冬天，我们独龙人就烤火。”他邀请记者到他家坐火塘，只见他不时添柴火，给水壶续水，拨旺火苗。

在迪政当村雄当小组李文仕家的火塘边，“老县长”也不时地往火塘里添柴火。

“还有什么困难？发展上有什么想法？”

“吃的穿的都有，明年还想多种点草果。”

迪政当村离乡政府约30公里。年近七旬的李文仕说，“老县长”经常来，一来就一家一家看，坐东家火塘，看西家牛圈。最偏僻的人家，他都要去，大家都熟悉他，他也熟悉大家。

“老县长”不仅关心群众脱贫致富，也挂念群众眼前的实际困难。

一次，又要下乡。驾驶员把车子发动，等待他上车。“老县长”却搓着手，来回走。后来，他一副打定主意的样子，对屋里的老伴马秀英喊道：“老婆子，没钱了，给拿点钱。”

马秀英知道这钱又要送给困难群众，一边拿钱一边嗔怪道：“你是为大家挣工资哩。”

在同事们的印象里，“老县长”的工资大部分用在了接济群众。每次下乡，汽车后备箱里都装着给困难户的大米、油和腊肉等。每送到一家，他都会说：“这些东西和钱，不是我老高送的，是共产党关心我们少数民族，上级让我送来的。”

“我们全家都是拿工资的，我家脱贫了，但独龙族还没脱贫。”“老县长”说。

“有空慰问群众，就是没空‘慰问’一下家人，陪陪我们。”女儿高迎春说。

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高德荣并没有去张罗。他老早就说，婚礼的事必须靠自己，不准大操大办，不准以父母名义请客。

儿子高黎明在贡山县考公务员，连考3年才考上。有人说你父亲是州领导，给你安排个工作不难吧。但“老县长”只说了一句话：“好好用功，多看看书。”

后来，高黎明结婚前带未婚妻去昆明拍婚纱照，当时知道父亲也要去昆明，可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开口提出搭车，而是挤了一天长途汽车去省城，拍完照又坐长途汽车回来。

在贡山县城有一幢破旧的四层老楼，高德荣的家就在其中的一套单元房里。面积约46平方米，家具老旧，屋里没有卫生间。不是亲眼所见，记者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厅级干部的家。

多年来，高德荣一家就住在这里。它也是独龙江乡亲到县城办事、读书的“接待站”。高迎春告诉记者，屋里有时打地铺睡十几个人，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高黎明一家还住在里面。

州里多次提议在贡山县城给“老县长”调大点的房子，但他坚辞，也没拿过补贴。“贡山穷，住房紧。我又不是什么金贵人，住习惯了，让别的同志先改善吧。”即使到州里工作，他也没要六库的房子。

他极不愿意谈自身经历和家事，每当记者提起家里人对他的看法时，他总是用“对家人是应该好一点”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但对老百姓好，他不含糊。

2005年冬，贡山暴雪。2月18日，他带工作组沿独龙江公路察看各村灾情，到半道时，雪崩路断。高德荣说：“看来路一时无法抢通，双拉娃村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干等不行，走着去，今天无论如何要赶到。”

在深雪里蹚了三个多小时，天擦黑时，一行人终于抵达双拉娃村。刚到村口，就听见有人喊：“县长带人来了！县长带人来了！”

乡亲们闻声，纷纷跑出家门，不少人拉着高德荣的手哭了。

独龙人家的火塘，给人暖暖的感觉。“老县长”就像长辈，和他一起，也有这种感觉。

心念

大山能遮挡人的视线，但遮不住人的眼界。在他看来，独龙人要追赶，“远”靠教育，“近”靠产业。

他的睿智和兴奋点，从他的眼神里就能感受到。

“独龙族再不能出文盲和穷人了。”一提起教育，他话就多。

“独龙族必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要具备和外界交流的能力，不然即使脱了贫，迟早会返贫。”

第一次回乡工作时，他就在母校巴坡小学教书。

上世纪70年代食品配给不足，加上缺衣少穿，每年都有一些学生辍学。为留住学生，每年封山后，他都会冒着严寒，天天跑到乡物资调配员那里软磨硬泡，只为给学生争取十斤肉。看着学生们吃肉，他却在一旁悄悄抹泪。

当乡长后，高德荣一心惦记村民子女的教育。

他曾特地赶到迪政当村一户困难群众家里，掏出两百元钱递给男主人，说：“生活困难是暂时的，孩子没文化是一辈子的，要让娃儿读书。”又走到孩子面前，掏出自己仅有的一支钢笔递给他：“娃儿，这支笔送给你，好好读书，将来走出独龙江。”

这个男孩接过笔，紧紧攥在手里。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他已成家立业，在贡山县城参加了工作。当年的那个下午，他记了20多年。

阿利英，一户村民的大女儿，读小学二年级时因贫辍学。高德荣知道后，资助了她家一笔生活费，孩子复课以后，还不时接济这个家庭，勉励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将来好走出独龙江。现在，阿利英已读完初中，她最大的梦想是以后考上大学，对得起“老县长”。

当地干部说，“老县长”是一个“矛盾体”，总是鼓励别人走出独龙江，而自己却往独龙江钻。

在高德荣和当地干部努力下，在外界关心支持下，独龙江乡教学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一说起发展民族产业，“老县长”话更多。

“独龙人不能靠挖石头、砍树致富，不能破坏这片青山绿水，它属于国家。光种苞谷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搞符合地方实际的产业。”

独龙江峡谷沟壑纵横，森林覆盖率达97%，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什么才是他说的产业呢？经过反复考察，他盯上了一个当地从没种过的产品－－草果。

草果是一种调味料，贴地生长，喜阴，适合在林下种植，易成活，少病害，好管理。现在产地收购价每公斤10元左右，群众在房前屋后、河边山上、草间树下大规模种植，有的人家一年收入达十几万元，祖祖辈辈没见过这么多钱。

撼观念难于撼山。曾经，一些村民不相信这种红彤彤的小果子能发家。为此，“老县长”第一个“吃螃蟹”。

“做一堆计划，不如做一件实事。”在离乡政府几公里远的独龙江畔，他建了个培训基地，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宝贝”。他自己育草果苗，一边试种，一边请专家指导，先取得经验。

如何推广，他有两招：一是经常杀猪宰羊，免费提供吃住，吸引村民来学；二是送苗。

巴坡村的木利光55岁，种草果5年。他回忆说，自己年龄大些，学得慢，去“老县长”的基地学了10多次，还拿回许多苗。“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当然感激他。”木利光说。

在高德荣等的推动下，独龙江乡的草果种植面积已逾4万亩。乡里的第一个企业－－草果烘焙厂也已建成投产，开始向深加工要利润。

现在，重楼、中蜂、独龙牛、独龙鸡、漆树、蔬菜等一批特色生态种植养殖项目在独龙江边发展壮大。

“老县长”越说越兴奋：“以后要建‘绿色银行’，独龙人需用钱，都到山上取。”

他畅想，独龙江生态好，今后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业，也就是“有品位的旅游业。”

“加快独龙族产业发展再也等不得了。”他一挥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尊严

今年4月10日，天刚放亮，“老县长”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招呼大伙上山采野杜鹃花。因为这天是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实施“最后一爆”的日子。

“轰隆隆”的炮声响起，中午时分，隧道全线贯通。在欢呼声中，“老县长”灿烂地笑着，把一束束杜鹃花插在工程建设者胸前的口袋里。

这一天，“老县长”和独龙江人等了很久，也努力了很久。

要冲破大雪封山，办法就是在高山雪线以下，在较低海拔处打一条长6.68公里的隧道，并对通乡公路进行升级改造，使路面避开冰雪困扰。

独龙江穷，贡山县财政也很困难，只能靠国家和各级各部门支持。为此，他没少奔波，一有机会就呼吁。

“我坚守独龙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在现场，这样我说的话别人会信。”

与贡山县、独龙江乡和独龙族同胞生产生活方面有关的项目，他从来都是“壮着胆子、厚着脸皮”，上省城、跑北京。有一次，在北京一主管部门的办公室里，一连“泡”了7天。

他的逻辑是，国家那么大，怒江、独龙江那么远那么小，上级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向上反映情况是当干部的职责。

他的另一个逻辑是，党和政府、全国人民关心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少数民族自己也要争气，把生产搞好，加快发展，不掉队，不拖后腿，不给国家抹黑，用行动来表达感恩。

如今，独龙江通村公路通了，桥架起来了，移动通信、广播电视、卫生院、中心校、银行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全乡主干公路总里程已达140多公里。

“老县长”不无得意地说，过去要跑完所有村组，步行要64天，现在开车只要1天，“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每当干部群众称赞他贡献大时，“老县长”总说：“不是我能干，是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好！”

“老县长”坐不住，总在干这干那。他说：“人活着就要做事。不然生命没意义。”

行车时，如果看到路上一块落石，他会第一个跳下车，“我来搬”！过去他多次和丙当村小组护林员木新荣一起巡山，用砍刀开路，啃干粮喝冷水睡防雨布。

就连饭桌上，他也最忙。有了“过生日”的交情，他对记者亲热了许多，不停为记者夹菜。当记者准备为他夹菜时，他调侃道：“不要不要，你走后也没人给我服务，习惯了就麻烦了。”说完，顽皮地大笑。

“阿角朋”

相传，从前独龙人食不果腹。这时，一位叫“阿角朋”的巨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平整土地，收集山林间的野果等种子，沿独龙江河谷一路播撒，长出果实供人食用，自己最后累死，融入大地。

“你像‘阿角朋’吗？”

“不像，我要向他学！”“要说有，共产党和兄弟民族，才是我们独龙人的‘阿角朋’”。

在他家的火塘边，他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1975年，一把火烧掉了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的许多房子，还有从附近5个县刚刚抢运进来的全部过冬物资。眼看大雪就要封山，冬天可怎么熬啊！许多人失声痛哭。

接到报告后，党委政府立即组织抢运，干部、群众、军队紧急动员，骡马不够，就人背肩扛。

“马上要下雪了，山路上全是运粮的人，连当时的州长、军分区司令和政委，每个人都分到了背粮的定额，大家打着火把翻越高黎贡山。”忆往事，“老县长”眼睛有点湿润，“相同的事，1992年又发生过一次。”

“你说，共产党对独龙人好不好？共产党的干部好不好？”他凝视着记者，当然不是在等答案。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党和政府整乡推进、整族帮扶战略实施，独龙江乡又发生巨变。峡谷里，一幢幢“别墅式”农家小院映入眼帘，私家车开上了柏油路，不少独龙人用上了手机，家里用上了宽带、电脑、太阳能热水器。“老县长”晃着手机说：“过去看报是月报，看刊是年刊，现在中央一决策，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老县长”情感丰富，喜欢写歌词。他曾写道：“丁香花儿开，满山牛羊壮，独龙腊卡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花香。高黎贡山高，独龙江水长，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来比水长。”

……

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不同，对幸福快乐的体验也不同。在告别独龙江时，看着眼前这位送别的老人，记者联想到，虽然他比实际年龄苍老，身躯不再挺拔，但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当代“阿角朋”。（记者周亮、王长山、崔清新、王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