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嘉兴
——引领苦难中国开启历史新篇章
1921年7月23日傍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旧式石库门住宅小院,13位怀揣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楼昏暗的客堂间,围坐在长方形条桌前,压低声音,兴奋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秘密召开了。
会议期间巡捕突然闯进,会议转移至距离上海10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南湖上那艘普通画舫船,因其承载大会闭幕、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光荣使命,成为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地方。我们党引领的革命“红船”驶出南湖后,从此劈波斩浪,历经苦难,走向辉煌,奔向美好未来……
信仰建党——
凝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是穿透迷雾的指路明灯。
1919年底,南方冬天的一个寒夜,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一间农家小屋里,透出昏暗的灯光,一位农家青年正在埋头圈圈点点,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面世,引起强烈反响,几个月时间竟重印了十几次,青年的名字以及他所做的工作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这个青年就是陈望道。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动肩负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探求改造中国的新方案。在包括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中,一种崭新的“主义”,在一批先进分子的传播下,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董必武等在内,这个新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命运进行了不懈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中国生根开花、枝繁叶茂。”曾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李三星说。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建党时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已成为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其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根本指针。
时间回到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从北京启程南下,在李大钊护送下,坐着骡车到达天津,之后再转乘海轮前往上海。到天津的路上,为躲避北洋政府警厅的监视,李大钊假扮账房先生,陈独秀装成老板,假装收账的样子。在骡车上,两人谈话的内容旁人无从知晓,但这次分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继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据此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到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成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势。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看来,是共同的信仰把一批进步分子凝聚在一起。他们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之本,使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300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认为,“崇高的信仰、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实际上是我们最基本的建党精神。”
从严治党——
确保全党步调一致
建立党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更好地管党治党,确保全党在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下保持步调一致,是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课题。
翻开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全文15条、900余字,涉及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纪律、党内监督等方面。这些建党之初的基本理念、思路,奠定了管党治党的最早基础,经过从党的二大直到十八大的不断发展完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逐渐成熟。
“比如,在延安召开的七大首次完整表述党的三大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加强执政党建设,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十二大直到十八大,就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肌体健康。”接受采访的党史专家认为,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发展变化,一以贯之毫不放松管党治党建设党,是我们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有力保证。
从严管党治党,可以说是贯穿95年党的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地将管党治党引向全面从严,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深沉的历史责任。“上海和全国一样,在从严管党治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行为,实行该规定一年期间,对165名有相关问题的市管干部进行规范,其中,10人被调整现任职务,10人受到免职处理。”上海市纪委常委王永伟介绍说。
忠诚为党——
推动党的事业生生不息发展
忠诚、干净、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三者之中,忠诚为首,惟其忠诚才能干净担当。
方志敏,1924年入党,1928年领导弋横起义,创建了赣东北苏区,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十军。1934年11月,他奉命率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遭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国民党尽力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只需他发表退党声明即可。方志敏严词拒绝,最终于1935年8月被残酷杀害,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在革命时期,对党忠诚往往意味着生命的代价。”南湖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李允说,“要知道党的组织在初期都是屡经建立,屡遭破坏,党员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忠诚与背叛时时考验着每一个党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时代条件在变,忠诚的本色基因始终流淌在共产党人的血液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同样涌现出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
钱学森、李四光、焦裕禄、谷文昌、沈浩、王瑛、李保国……这个群星闪烁的英雄谱,伴随着党的事业发展,为党的先进性增色。正是由于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党的事业才生生不息,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我们党95年的奋斗史、共和国67年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钢铁一般的纪律,无怨无悔的忠诚担当,历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和无比广阔的光明前景。(滕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