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不利于司法公正

　　朱征夫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图/IC

    昨晚，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

    朱征夫认为，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容易导致“舆论审判”，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审判，也不利于司法公正。

    这次，朱征夫参加两会，继续关注防止冤假错案，他一口气带来9条建议，均与此有关。

    朱征夫今年两会拟提建议

    1 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

    2 严格言词证据的采信标准

    3 降低非法证据排除的门槛

    4 侦查机关不宜在案件判决前搞立功授奖

    5 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6 试行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

    7 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依法作无罪判决

    8 少安排法官开会

    9 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

    【嫌疑人上电视认罪】

    “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不利于司法公正”

    新京报：今年你在提案中提到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的问题，你的观点是什么？

    朱征夫：我的建议是别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没有证据佐证的话，在电视上认罪是不应该采信的。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和违背事实认罪。在法院判决之前，要避免整个社会把他们当做罪犯来对待，否则对他们不公平，万一法院后来判他们无罪呢？

    新京报：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算是口供吗？

    朱征夫：算是。这种口供有证据效力，但单凭口供是不能证明当事人有罪的。

    新京报：提出这个建议出于哪些考虑？

    朱征夫：我比较关注有罪推定的现象，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是对其进行有罪推定的一种形式。从我观察到的案件情况来看，上电视认罪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也有违背事实的情况。

    新京报：从司法角度分析，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

    朱征夫：这影响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施，而且会干扰法官的审判。会使检察机关和审判受到侦查机关的压力，不利于检察院的独立审查起诉和法院的独立审判。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和司法公正。

    新京报：从舆论角度讲，会有哪些不当之处？

    朱征夫：容易导致“舆论审判”。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再经过媒体报道、传播，就会误导公众认为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证据不能支持，法院依法判无罪的压力就更大了。

    辩说

    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不等于真的认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后，在多种情况下，均可能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上电视认罪。嫌疑人还可能因为不懂法律而误以为自己犯了罪，甚至可能有意替他人顶罪，所以只有认罪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言词证据】

    “试行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

    新京报：请具体讲一下严格言词证据采信标准的建议。

    朱征夫：言词证据须有实物证据佐证才能采信。现行的证据制度太注重言词证据，单凭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就可以给犯罪嫌疑人定罪。而言词证据主观性强，客观性差，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也可能逼出来，诱出来。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

    朱征夫：比如说，在一起行贿受贿案件中，行贿人说自己送了钱，受贿人说自己收了钱，如果只靠言词证据就可以给他们定罪。但事实上，这种口供通过逼供、诱供、骗供等方式都可以得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栽赃陷害的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有实物证据佐证，仅仅依靠言词证据是很容易冤枉无辜的。

    新京报：从司法机关的具体操作来看，这个建议应该如何落实？

    朱征夫：侦查机关要轻口供甚至零口供，在采集证据的时候要合法，不能诱供、逼供、骗供。侦查机关在使用证据的时候，一定要有各种印证，各种链条要能够咬得上，而不能靠推论。

    新京报：现行制度是如何规避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的？

    朱征夫：我们现在是全程录像，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人做手脚。我认为律师在场是最好的规避办法。

    有个词叫做“宁纵毋枉”，我们要冒着宁愿某些案件不破的风险，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出现冤枉好人的情况。

    注说

    除了合法收集证据、严格使用证据之外，朱征夫还建议审讯的时候律师在场。法治比较健全国家很少有刑讯逼供，因为律师不来他们就没法儿审讯。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律师在场权。为了防止刑讯逼供、诱供、骗供，建议在我国部分地区试行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

    【无罪判决】

    “排除干预，让法官敢于作无罪判决”

    新京报：你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依法作无罪判决，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朱征夫：我国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比例非常低。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这么低的无罪判决率，违背了司法工作的常理，同时也意味着可能许多依法应当判无罪的案件被判了有罪。

    新京报：无罪判决的比例偏低，原因何在？

    朱征夫：一方面，法官在判案时会受到来自有关办案部门的压力，判了无罪，好像有关办案部门就办了错案，没有面子。

    另一方面，法官同时还会受到被害人家属的压力，一些家属可能会去闹事，给当地政府造成维稳压力。另外，如果做出无罪判决，当前的社会情绪会让法官担心，被别人怀疑收了被告人的好处，或是与被告人有其他瓜葛。

    新京报：怎么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作无罪判决？

    朱征夫：要保障法官职业的稳定和安全。法官一经任用后，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也不得被随意调离原来的审判岗位。同时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法官的人身安全，建立扎实有效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

    另外，还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排除一切外部干预，真正实现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社会和公众“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意识也需要得到提高。

    数说

    资料显示，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无罪判决率一般在5%左右，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无罪判决通常高达20%，香港地区的无罪判决率更是高达45%，但是最近十几年我国的无罪判决率一直低于1%，2014年的无罪判决率为0.066%。2015年各省法院报告的无罪判决率也少有超过0.1%的。

    【律师与法官转行】

    “两职业人员流动有利于相互理解”

    新京报：去年，上海一位“千万律师”转行做法官，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征夫：我非常理解这位上海律师的选择。因为从一个法律职业人的角度来讲，法官是我们最终的职业归宿。

    法官这个职业所带来的尊荣感，是其他法律人的职业所无法比拟的。在国外，有很多优秀的律师在做了很多年之后，都转行做了法官。

    新京报：现在律师转行做法官的通道多吗？

    朱征夫：不多。现在司法改革搞主任法官员额制，法院内部还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员没有消化，等他们自己消化完之后，可能从社会上更多地公开遴选法官。

    新京报：有律师转做法官了，也有不少法官和检察官转做律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职业之间的相互流动？

    朱征夫：法律人的这种流动和选择是很正常的。他们转行做律师可能是因为工作太繁重，或者生活压力太大。但我认为还是职业志向起决定作用。

    新京报：律师和法官两个职业的人员流动，对改善两者关系有何影响？

    朱征夫：有好处。两个职业的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如果转行做法官的律师比较成功，那么法官可能就没那么缺钱了，不太容易受到诱惑；法官做律师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律师队伍的职业水平。因为他考虑问题时往往会全面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而且在诉讼案件中法官的分工要比律师细。

    解说

    在其他一些国家，很少有法官转行做律师。一般情况下是40岁以上的律师改行去做法官，做法官的门槛比做律师高得多，律师要有足够的经验才有可能成为法官。但我们国家法官相对年轻一些，大学生一毕业就可能去法院工作，锻炼几年后就可能做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