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告密文化：动用国家机器鼓励告密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秦桧南归之迷秦桧与王氏跪像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

　　汉唐：动用国家机器鼓励告密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史记》）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周代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成语“道路以目”的出处，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两起事件，毋宁将其视为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长，二世而亡，而且此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个出台告密恶法的非汉武帝莫属。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比如一位叫卜式的放羊专业户，在北战匈奴时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南征时又上书“愿父子死南粤”，结果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国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告密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隆重接待。如此一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孳生什么样的恶徒——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武则天时代的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帝位，贬为庐陵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朋友聚会，酒席筵上最不该的是议论前任君主，一人发牢骚曰：“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