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官僚主义阻断了与民众的联系

     官僚主义是苏共的痼疾，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的官僚主义就一直在不断蔓延滋长。斯大林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催粮，动用非常措施处罚有粮食而不交给国家的农民，此后，他一直到1953年去世再也没有去过农村。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在苏联领导人里，赫鲁晓夫是去基层最多的、最平民化的领袖，他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如降低了农民个人所交的税。但是，他缺少综合调研的能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常常轻率地做出决策。

    ——“四风”泛滥如何拖垮一个先进政党剖析之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

     苏共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与官员的升迁荣辱没有多大关系，官员们自然官气十足，产生官僚主义是自然的。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确切说是无规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涉及任命党内高级职务，候选人先要和两到三位政治局委员谈话，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书记谈话，最后勃列日涅夫则亲自谈话。交谈之后在书记处和政治局例会上对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讨论。中央全会只是办理由上面发来的任命书，全会并不负责讨论审定”。党的委员会，区、州的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曾担任过地方大员的叶利钦说，“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许多官员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在干部任命制度下，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官僚主义者的地位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上层”，取决于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人事档案的记载和私人关系。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和官僚主义，阻断了苏共与民众的联系，民众与苏共越来越格格不入。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弥漫着遇事拖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如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1973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130页的报告，报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对，结果报告上交后便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这份报告。到1985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中央才召开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官僚主义发展起来后，任人唯亲和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

     在苏联，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即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达。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仍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儿子也是个“酒鬼”，但还是当上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从一名普通警察很快成为内务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有14人之多。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与多名高级干部勾结，虚报棉花产量100万吨，从国库骗取收购资金。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的300多名干部联合起来走私黑鱼子酱，造成国家几百万卢布的损失。

    国家解体、执政党失去政权，种子其实在很早前就种下了

     身居高位的苏共领导人，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充耳不闻，对苏联积累的问题视而不见，在歌舞升平中打发时光。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描写道：1980年1月3日勃列日涅夫主持政治局会议，开会后，他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式地报告说，过去一年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安德罗波夫接着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成员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和紧迫感。之后10年，苏联国家解体、苏共失去政权，其种子那时就已经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