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专家称份子钱走高变味,送祝福变负担;建议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引导改变婚庆观念
10月5日起,新京报陆续推出四期黄金周婚礼调查,主题涉及“份子钱”、“婚宴花销”、“领导婚宴”、“结婚彩礼”。根据记者对北京、湖北、河南、内蒙古、福建、广东等多地数百对新人及其亲友的调查显示,越来越高的份子钱,越来越奢侈的婚宴,以及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娶媳妇礼金,已成为婚礼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昨日,新京报记者专访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高巍,他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婚宴、彩礼、份子钱数千年的演化,并建议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媒体共同努力,积极引导摒弃陋习。
彩礼从“大雁”变成“现金”
新京报:娶媳妇要送彩礼,是从古代开始就有的传统吗?
高巍:对。周朝时,男方娶亲时送的吉祥物是大雁,寓意夫妻恩爱,相互遵守誓言。唐宋以来,男方向女方送现金作为彩礼的较为普遍,具体数额据家庭情况而定。
新京报:为什么要送彩礼?
高巍:封建社会有个观念问题,认为将女儿辛苦养大,却成了别人家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当于多了一个劳动力。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属一定数额的费用,其实如同“卖女儿”。宋代以后,“卖女儿”现象越来越普遍。当下婚礼中,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彩礼”钱,其实起源于“卖女儿”,这是封建陋俗,不值得提倡。
新京报:古人婚礼中,亲友是否也送“份子钱”?
高巍:周朝以来,也有“份子钱”,但更多的是送实物,达官贵族一般送一些首饰、丝绸,坊间一般送老母鸡、狩猎猎物,表达美好祝愿。
建国初期婚礼曾极度简化
新京报:从古至今,婚礼的形式有什么变化?
高巍:周代到上世纪中期,并没有饭馆承载婚宴,有身份的人往往在家里设宴,普通人家则在露天大街上摆流水席。建国后到“文革”末期二十多年时间,婚庆中的《周礼》被彻底废除,婚礼极度简化。新人结婚时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即可,新郎一般借辆自行车,戴着大红花接走新娘。两人共同置办一些家具,单位同事来家祝贺一下,也没有份子钱,亲友间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礼。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起,婚庆方式又开始复兴?
高巍:“文革”结束时,迎来改革开放浪潮,婚礼及相关仪式慢慢复兴。亲友、同事之间,小范围地吃个饭。亲友送一些茶壶、糖罐、被单等作为“份子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由实物到钱,亲友间给新人十块二十块作为份子钱,男方则给女方数百元甚至千元作为礼金。不过这个时候的婚宴标准多在50元一桌。真正的婚礼攀比之风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富起来的人则带头“一辈子只办一次婚事”,逐步开始办奢华婚礼。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导致奢侈办婚礼?
高巍:开豪车、请明星助阵、星级酒店举办奢华婚礼、给女方数十万的彩礼……这不一定是本家的意愿,可能是没有看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模式,所以选择跟风,人家拼的是钱,咱也跟着拼钱。这种作法的背后,反映出过多关注物质文明。操办婚事,有了经济基础,旧传统陋俗又沉渣泛起,这值得警醒。
份子钱高价饭让婚礼变味
新京报:男方是否该给女方家属数万甚至数十万彩礼钱?
高巍:尽管给彩礼是一种习俗,但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种陋俗,这是由“卖女儿”延伸过来的,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设置标准。女方到男方家庭,是平等主体的结合,已经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婚是男女双方平等自愿的一种结合。
新京报:应该如何看待份子钱?
高巍:目前的份子钱已经完全变了味,一些父母给儿女举办婚礼,目的之一是将花出去的份子钱再赚回来。另外,份子钱逐年走高,给家庭带来沉重负荷,有些亲友还因为份子钱发生矛盾,这已失去了份子钱“送祝福、祈愿”的意义。建议将份子钱多元化,比如,新人喜欢书画,给新人量身定做一个书画作品,这比只给钱更有意义。
新京报:关于新人办婚礼,有什么建议?
高巍:数千年的婚庆史发展到今天,因份子钱、高价饭、让人瞠目的礼金等,已然变味。在办婚礼之前,新人们一定要弄明白,结婚是相濡以沫、相互帮扶的过程。当你去体会这些深意的时候,就不会将婚姻当成举办一场奢华婚礼就能完成的事。年轻人喜欢表达个性,可以尽可能地把独特的创意加入婚礼中,不要只关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衣服、收多少份子钱。喜庆热烈、庄严朴素的婚礼应该是未来主流。
新京报:怎样才能让婚庆观念改变?
高巍: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媒体等需要渐进式地给社会以积极引导,摒弃陋习,让“份子钱”、“高价饭”、“红色炸弹”等热词渐渐式微。这种改变需要时间,但相信并不遥远。(记者申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