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徐天(化名)乘坐出租车时,被隐藏在车里的针头扎伤。经检验,针头内残留液体中,HIV抗体为阳性。徐天开始吃阻断性药物,也开始了一个“假性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短短3个月,他失去了工作和女友,变得消极、压抑,体会了艾滋病人的一切痛苦。尽管最终结果,他没有被感染艾滋病毒,但这段奇异的旅程带来的影响,似乎不那么容易消除。何时结束,还未可知。
记者探访
90天的碎片式生活 最苦是等待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
徐天的生活被一支针管扎成了碎片。从8月22日,第一次检测出针头上HIV抗体为阳性,到11月22日,最终检测结果证明徐天未感染艾滋病毒。3个月,90多天,徐天的生活轨迹不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个片段。他能做的就是等待结果。
徐天第一次向多家媒体一起讲述事件原委的时候,是在他从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虽然不是第一次讲,但仍然越说越激动。看见有人举起相机,立马用手挡住,不让拍。讲着讲着,他猛地一回头,发现摄像机正对着他的背影。他抬手指着摄像机阻止,眼里冒着红。
徐天挺害怕。记者走进他的小屋,第一感觉就是“整齐干净”。可徐天说,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收拾过房间了。之所以整齐,也是因为这两个多月里他也没移动过什么东西。
“害怕。”徐天说,他晚上害怕得睡不着觉。屋外的灯是声控的,晚上只要有人回来,一跺脚开灯,他就吓一跳。直到凌晨两点以后,“没人了,踏实了。”
“感觉在等着审判。”虽然针扎在腿上,但好像扎在徐天脸上一样。他不敢出门。刚吃药那几天,门一锁,关上灯,拉上窗帘,就在屋里待着,什么也不干。
“自己像流浪狗似的,哪也不敢去,走哪都觉得别人在看我。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坐在车上,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假装无所谓。神经高度集中。”“小心”、“谨慎”、“假装无所谓”这几个词,徐天说得咬牙切齿。
徐天回忆,他乘坐长途车回老家,在车上,“有个小孩一直看我,看得我发毛,我拿着衣服蒙上脸。小孩哇一下哭了,他父母过来质问我,你刚才干什么了?”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徐天默默地说,“我有病,我被扎了。”
家附近有条河,那些日子,等天黑了,徐天就跑到河边去,琢磨。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要人命,全世界,美国、英国都没辙的。”
徐天接着问记者:“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等待。”沉默。他呷了一口啤酒,不再讲述他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