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校长赴京开会 称村里距北京差70年(图)

乡村学校的教室

    村离县城差20年

    县城离北京差50年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广西大化县江南乡尝梅小学的乡村教师卢有英激动得“话都讲不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县城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双凉鞋和一个斜挎包，换下身上“二三十块的破衣服”。

　　“村里人都说，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丢脸，北京人不像我们那样随便。”他腼腆地笑着说。

　　卢有英参加的是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他和54位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游览了故宫，还参观了北大、清华。甚至，他们还有机会坐进人民大会堂，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讲讲话。

　　“我们希望让这些来自基层的乡村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诉社会各界，大家该做些什么去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 来自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员李昊说，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乡村校长为主角的论坛。

　　不过，对于卢有英而言，一个更加直接的收获是：这一趟行程中，44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坐上火车，也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比省会南宁更加遥远的地方。

　　这些乡村学校最好的学生，往往只能考上省会的大学。校长们感慨“好像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

　　人民大会堂里，一位老师紧张得手脚不知道放哪里，另一位校长发言的声音都在发抖。

　　他们羡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也羡慕这里的学生不是留守儿童，能开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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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们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

　　在他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实上，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

　　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卢有英就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给自己学生的电话中，他只能不断重复这个简短的句子。

　　过去的几十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深处的那所学校里度过。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别人捐赠的两层小楼，楼上的学生一跺脚，楼板就嘎吱嘎吱地响。

　　而现在，宽敞的街道、披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高楼，几乎每个场景都让他感到吃惊。

　　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动主办方安排的一顿自助火锅午餐。整顿饭的过程中，环形运输带上不断回转的肉片、蔬菜让他目不暇接，他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记住各种复杂的、从没吃过的菜品名称。

　　“好像我们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了。”他不断感慨。在他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实上，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只有家境好的学生，才舍得花5毛钱，给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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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成器”的学生也只考上省会的大学

　　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

　　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叹着气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

　　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没来过北京，很多人几乎从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城。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过去几十年，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很多“最成器”的学生，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

　　至于卢有英，他的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参观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这些校长会显得那么兴致勃勃。一位校长在车上开玩笑说，自己“要帮学生们沾沾仙气”；而卢有英也赶紧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因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让他“多拍些清华、北大的相片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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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年级时孩子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有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

　　“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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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请到家长，我们的教育就不一样了”

　　在卢有英的学校里，9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

　　在北京的几天里，卢有英满脑子都在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

　　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实在不行，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

　　在论坛举办前的两天，这群乡村校长曾经与北京崇文小学校长进行了一次交流。

　　来自北京的校长给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学的环境，家长们对学校的赞美，以及该校如何“用心、用情、用爱”做好学校的管理。

　　卢有英很认同这所小学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体的方法他却没法照搬。比方说，这所北京小学常常召开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可以沟通许多问题。但在卢有英的学校里，9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

　　“如果我们也能请到家长，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样了。”卢有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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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底下许多校长坦承“自己已经不堪重负”

　　在这些学校里，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30以上，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他们教书，做饭，当宿舍保安，也当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在卢有英生活的瑶族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年男女青年对唱山歌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乡村小学找不到的，不仅是家长，还有愿意教书的老师。

　　卢有英所在的小学共有6个年级，330名学生，却仅有9位老师。新学期还没正式到来，一位已经申请调走，另一位也正在打报告。

　　这次来北京的这群乡村老师，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与卢有英相似的难题。坐在旅游大巴车上，校长们最常谈论的话题是怎样分配人手。在这些学校里，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30，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他们教书，做饭，当宿舍保安，也当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北京的论坛上，主持人曾经走上台，动情地称赞他们：“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在贫困山区，是谁在支撑起这些校点，是谁在为孩子们守护未来。”但在私底下，许多校长坦承，“自己已经不堪重负”。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一位校长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