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房县内部农村低保花名册外流引发官场内讧

　　7月26日，军店镇部分村民向记者反映当地的低保问题。本报记者 丁先明摄

　　59岁的余富章家住湖北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自认为生活困难，却一直与低保无缘，于是不断向镇、县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吃低保。

　　他没想到，自己争取低保的行为竟然引发一场“官场内讧”，进而获取了一份民政系统内部人士提供的房县低保名单，“里面暴露的问题简直让我触目惊心”。

　　在一

份举报材料中他写道：房县农村低保工作存在 “一人多地冒领”、“死人冒领”、“高报低发”、“只报不发”等问题，引发了当地民怨。

　　房县低保工作是否存在上述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赶赴当地进行调查。

　　民政干部涉贪被抓，低保花名册外流

　　虽然名字中带有“富”字，身材干瘦的余富章家境却并不富裕。家里4口人，他和老婆无地无业，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虽然盖起了两层毛坯楼房，但他认为自己依然符合低保标准。

　　“我周围的一些人陆续都有了低保，当包工头、开小车、有稳定收入的人都吃上低保了凭啥我就吃不上？”余富章说。

　　面对这种反差，“在外闯荡多年、见过世面”的余富章不断向镇里、县里反映自己的困难，要求吃低保。几经努力，政府给过他400元的春节补助，却一直没将他纳入低保名单。

　　余富章将这种结果归因于李保华——主管民政工作的军店镇党委副书记。

　　渐渐地，余富章从反映自己生活困难转向举报李保华不公正。2011年年底，他先后向房县纪委、检察院递交举报材料，要求查处军店镇低保工作的问题。

　　余富章没有想到，自己的举报没有伤到李保华，而是让李保华的下属、军店镇民政专干刘玉玲身陷囹圄，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他眼中的“官场内讧”。

　　刘玉玲的丈夫、房县工商局干部杨旭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余富章三番五次举报，李保华认为刘玉玲是幕后指使。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老婆和李保华产生过一些矛盾，而且他觉得没有内部人的帮助，余富章不可能了解低保的一些数据。”杨旭东说，他们之前知道余富章这个人，但从来没有与他打过交道，更没有参与他的举报。

　　刘玉玲并不知道一场灾祸正悄悄降临。2012年2月，房县人民检察院开始调查她负责的民政优抚工作的账目。

　　接受调查期间，刘玉玲和杨旭东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杨旭东认为，为了预防对方的加害行为，他们必须准备好“手榴弹”——4月4日，利用刘玉玲民政干部的身份，他们从湖北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下载了房县的低保花名册，以获取低保混乱的证据，必要时牵制加害者。

　　这份只有民政系统内部人员才能看到的花名册，记载了房县全部低保对象的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家庭信息、经济能力及其享受的低保金额等详细资料。同时，刘玉玲夫妇又准备了一份针对李保华以及房县低保工作的举报材料。

　　这份名单在杨旭东手上隐藏了一个多月，“一开始我不想公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在妻子接受调查期间，他还通过熟人找到检察院和李保华，希望对方收手，不要再对刘玉玲采取行动，否则他就引爆“手榴弹”。

　　刘玉玲的自保行为未能让对方妥协。

　　4月11日，刘玉玲因涉嫌贪污罪被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26日，刘玉玲被逮捕。

　　刘玉玲在民政系统工作了18年，杨旭东承认刘玉玲存在部分经济问题，但他认为，与李保华等人的问题相比，刘玉玲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以迅速对我老婆采取行动，主要怕她向社会公布低保的问题，‘先发制人’。”

　　杨旭东最终选择公布那份花名册，4月11日，刘玉玲被拘留当晚，杨旭东紧急将之前准备好的举报材料交到房县人民检察院。随后，他找到余富章，与他一起合作上访。其间，陆续有其他乡镇的群众加入，这支反映房县低保问题的上访队伍不断扩大。

　　“之前余富章只知道他身边的一些低保问题，反映的问题没多大力度。我提供名单后，他才发现全县低保的问题。”杨旭东说。

　　抽样调查报告揭低保管理混乱

　　加入余富章的上访队伍，杨旭东不仅提供了这份低保花名册，也拿出了此前准备的举报信。

　　这份署名刘玉玲的举报信写道，农村低保本来是最能使老百姓感受党中央恩泽的一件好事，可在湖北省房县军店镇，农村低保几年来却存在暗箱操作、虚报、冒领的严重问题。

　　这封举报信举例说，军店镇双柏村，村民龙宏亮已经去世两年，却依旧以两个“龙宏亮”户头，享受农村低保到现在；“杨成林”在军店镇军店街社区享受农村低保，同时又在双柏村、郭庄村享受农村低保。

　　该举报信最后说，通过查看湖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得知：房县作假、虚报、冒领情况十分严重……恳请上级领导派工作组严查。

　　为了查验花名册和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余富章等人用了16天时间，对房县军店镇、野人谷镇、龙乡3个乡镇中3个村民小组628户的1609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形成了一份抽样调查报告。

　　报告罗列了房县低保主要存在的5类问题：无中生有，一人多地冒领低保；乱编身份，一名多地冒领低保；“死人”吃低保；高报低发，克扣当事人低保；只报不发，欺瞒当事人。

　　坐在家中破旧的沙发上，余富章多次强调“我们的调查只是冰山一角”。“花名册中有4万多人，我们不可能全部跑遍，单就我们走访的情况看，低保管理漏洞百出，简直是一团乱麻。”

　　在杨旭东提供的军店镇低保花名册中，记者检索到3个“杨成林”，他们的身份证前16位均相同，只是最后两位尾数不同。郭家庄村的男“杨成林”身份证尾号是16，保障1人每月60元；军店街社区的女“杨成林”身份证尾数是26，保障3人，每月116元；双柏村的男“杨成林”身份证尾数是36，保障1人，每月62元。

　　军店镇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显示，军店镇只有一个杨成林，系军店镇军店街社区2组居民，男，身份证尾数是1536。

　　7月26日，记者在军店街社区见到身材瘦高的杨成林。他告诉记者，前些天看到花名册，他才知道自己被分成为“一女二男”，而且一人分居3地。“这不是胡整吗？”杨成林一跺脚，3个脚趾头从一双有洞的白袜子里露出来。

　　在这份2012年更新的花名册里，军店镇军店街社区70岁的五保户鲁宏义享受的保障标准为每月672元。但鲁宏义向记者证实，2011年，他每月的低保金平均为150元左右，“不知道672元是怎么回事”。

　　花名册显示，军店街社区居民张明星于2009年12月30日开始享受每月94元的低保，但该社区部分居民向记者证实，张明星已于2007年年底去世。

　　房县低保花名册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并非军店镇独有。在化龙堰镇西街村，村民邢敦国告诉记者，他没有见过低保本，也没有领过低保，名字却出现在低保花名册中——每月享受96元的低保金，起始发放日期为2007年7月30日。

　　西街村3组村民邢敦旭也在低保花名册中。花名册信息显示，从2009年12月30日起，邢敦旭每月享受178元的低保金。邢敦旭的爱人在家中告诉记者，他们家只在2007年领过600多元的低保金，“以后政府就没发过钱了”。

　　按照2007年发布的湖北省政府关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各地要严格按照个人申请、村民委员会审核、乡镇（街道）审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乡村两榜公示的程序办理。难道西街村低保名单没有公示？面对记者的质疑，邢敦国认为记者的问题没有水平，“肯定没公布啊，一公布作弊就搞不成了！”

　　房县民政局：不存在腐败，信息混乱缘起临时工

　　刘玉玲被逮捕后，针对房县低保的种种乱象，杨旭东以刘玉玲的名义，将此前准备的举报材料通过湖北网上信访系统发到省长信箱。经层层批转后，房县民政局专门发出房民政函【2012】19号文件，对刘玉玲举报的低保问题作出回复。

　　对于举报中提及的花名册与实际不符的诸多问题，房县民政局回应称，这是“信息系统更新不及时和乡镇低保工作人员电脑操作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该文件称：“房县部分乡镇的民政干部老龄化严重，根本不会微机和低保系统的操作，救助信息录入主要是临时聘请工作人员，低保救助系统错录、漏录、重复录入和更新不及时现象时有发生。”

　　在承认低保信息系统管理混乱的同时，该文件强调，“低保金的发放以最后公示和审定的对象为准，救助对象凭身份证、救助证以及救助存折从银行领取救助金。一切由电脑软件控制，不可能重复领取。”对于低保管理工作，“乡镇和村不可能作假，也没必要作假”。

　　针对刘玉玲的举报，军店镇党委副书记李保华向记者回应说，救助系统里的信息是混乱的、不准确，但低保金的实际发放以公示名单为准，不依据救助系统的信息。他告诉记者，刘玉玲涉嫌贪污优抚资金2.7万元，杨旭东等人之所以四处举报，目的在于给政府施压，以减轻对刘玉玲的处理。

　　7月27日，对于房县低保工作的种种举报，房县民政局党委书记姜大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存在举报中提及的贪污腐败行为，主要是低保信息系统录入混乱的问题。基层民政干部不会操作电脑，有的录错了不知道怎么删除，还有的工作人员偷懒，信息录入不进去就随便改了一个。

　　针对记者关于“3个‘杨成林’身份证号只差一个数字，错得是否很有规律”的提问，姜大鹏一再强调就是工作人员录错了。

　　针对“死人吃低保”的举报，姜大鹏回应说，经查证，存在部分低保对象去世后未及时清退等问题，主要是低保家庭没有及时报告死亡信息，村、镇也错误地认为户主死亡后，其他家庭成员还符合救助标准，图省事，没有更改信息。

　　他表示，户主死亡或成员死亡并不是全部家庭成员的死亡，低保资金还是用在困难对象身上，只是低保管理不规范，不存在民政局、乡镇或村作假，截留低保资金。

　　在房县民政局看来，目前低保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信息系统混乱。该局在回复刘玉玲举报的文件中表示，6月底前完成全县社会救助信息网络清理清查工作，对录入不完整、不规范的信息及时补充，对错录、重复录入信息及时清理与变更。

　　然而，7月27日，记者在房县社会救助信息系统查询杨成林的信息时，却发现他所属村组为“双柏村”，而非实际的“军店街社区”。

　　房县民政局的回复没有令举报者信服。杨旭东则对记者坚称，刘玉玲下载的花名册，就是房县民政系统上报、发钱的名单。看到民政局的回复文件，举报者余富章哈哈大笑，反问道：“怎么一有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临时工’身上？”

　　7月27日，记者在房县人社局《党政干部行为“十不准”》公告牌看到如下规定：“不准违反规定随意调人、借人及聘请临时人员。”

　　据了解，房县农村低保覆盖人群稳定在4.7万人、两万多户。关于房县农村低保金的发放总额，房县民政局副局长兼低保局局长汪承武开始说，2011年发放总额在300万元左右，后又改口称，去年发放金额为3400多万元。对于刘玉玲泄露低保名单的行为，汪承武认为，名单中有数万人的身份证和存折信息，刘玉玲这种行为很不合适。

　　湖北省某县财政局负责低保金发放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财政拨付低保金是根据民政部门审核的名单，面对数万低保人群，财政部门一一核实甄别比较困难，部分农村地区的确存在人情低保、关系低保，低保变 “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