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专卖局官员大骂卫生部官员:控烟就是卖国

    “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这是5月31日世界第25个无烟日的主题。对于中国的控烟事业来说，这个主题相当贴切。

    然而，自2005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控烟公约》）以来，控烟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有越控制越严峻之势。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的第一年，全国卷烟产量为20218亿支，去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4474亿支，涨幅为21.0

5%。

    从数据上看，我国的控烟形势严峻。5月31日前后，多家机构最新发布的“控烟报告”显示，烟草业至今未显露“夕阳行业”之态，反而全力谋求发展。

    相关控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世卫组织为协助各缔约国实现控烟承诺而提出的“逆转烟草流行六策”，在中国正遭受烟草业的强烈干扰，很多措施根本无法落实。

    烟草业的干扰

    “我对中国控烟的未来很忧虑。”6月3日，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简称新探健康）副主任吴宜群回到北京，3天前的“世界无烟日”，她受邀前往苏州做了一场关于控烟的讲座。

    “主办方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其间，地方上的人看到省里来人，二话没说，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吴宜群说。

    此前，她还经历过另一件尴尬之事。东部沿海一家疾控中心曾迎来一个美国专家团，单位领导很重视，一迎专家进门就一人一包中华，“那些美国专家给烟拍了照，碰到我时还留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怎么宣传控烟的？”

    在吴宜群看来，控烟之于中国，任重道远，斗争艰难，“中国是全球第77个缔约国，政府能够支持控烟公约，这是非常好的表现，但签约之后，高层政府的控烟意愿不够强烈，没有表达。”

    5月24日下午，中国控烟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三家联合召开“2012年世界无烟日主题报告发布会”，发布了中国烟草业对控烟工作的三种干扰方式：直接干扰政策制定，以科学策略欺骗消费者，以及通过促销赞助营造正面形象。

    报告指出，2011年，烟草业销售总额达到10111.4亿元，实现工商税利7529亿元，上缴财政6001.18亿元。相较2010年，三者分别增长31.2%，24.6%和20.3%。

    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已迅速成长为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2010年，其总资产从4年前的5566亿元“膨胀”至10095亿元，体量接近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不仅如此，它还是全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2010年的盈利高达1177亿元，日赚3.2亿元，超过了中国银行。

    “今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国企的利润降幅超过10%，而烟草业丝毫未受波及，依旧红火。在其他领域增速放缓之际，烟草业或将是政府获利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位不愿具名的烟草行业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

    “中央财政对烟草业的依赖性很大，烟草行业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总额的8.32%，就全国平均而言，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较小，但由于烟草行业的地域集中性，某些地区，如云南、湖南、贵州等地，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极高。”5月31日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这样说。

    而该报告撰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晖进一步指出，烟草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足2%，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在8%以上。

    这份“贡献”或许增强了烟草人的底气。早在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控烟界的阻击

    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当中国筹备参与世卫组织《控烟公约》文本讨论时，烟草业便发觉危机逼近，“公约的精神是减少烟草供求，而烟草业希望扩大产能，追求商业利益，两者的矛盾应运而生。”吴宜群说。

    2008年，世卫组织在总结全球控烟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6项逆转烟草流行的系列政策“MPOWER”，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与促销以及提高烟税。

    “目前在中国，这些措施大多受到了烟草业的干扰，冲突激烈。”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告诉时代周报。她与吴宜群一样，是“单枪匹马怒对庞大的烟草业的退休老太太”。

    而论及控烟局势，两人不约而同提及3月下旬第十五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发言，“我们的敌人——烟草行业已经变换面孔和策略。这匹狼不再披着羊皮，它已张开血盆大口。”

    吴宜群和她领导的新探健康为“阻击”烟企的干扰已四处奔走多年。比如，2008年6月，广西桂林举行奥运圣火传递，第二位火炬手是广西中烟的一位总经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要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融入真龙（一种香烟，编者注）品牌的发展中，继续传递做大做强真龙品牌的激情。”

    看到报道后，吴宜群立即给北京奥组委写去长信，认为这是变相的烟草广告，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但无人理睬。于是，她又马上求助于世卫组织，此后，在后者的干预下，类似的文章再未见诸报端。

    吴宜群的“盟友”许桂华团队亦有成功的记录。2009年7月，在她的呼吁下，上海世博局退回了烟企对中国馆的2亿元捐赠；同年10月，也是在她的努力下，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了所有来自烟企的捐款。不过，更多时候，这些控烟人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现实。

    譬如，2010年7月，北京卷烟厂与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共同举办了一项长跑助学活动。这与《控烟公约》的精神相悖，吴宜群于是不断写信反对，并准备进行公益诉讼，而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

    “这项活动最后遭到了处罚，因为主办方竖了几块大牌子，上面出现了烟企的名字，这被工商部门认定为未经批准投放烟草广告。但罚谁呢？最终竟罚了那个制作广告的公司。”

    最让吴宜群无奈的是，有记者就此事追问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其答复称，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拒绝这样的爱心。

    “在他们眼里，《控烟公约》被直接无视了。”回忆起这场“胜利”，吴宜群没有丝毫兴奋，甚至有些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