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造性最重要

    素质教育在美国 “创造性”能不能教

    （美国）黄全愈 教育管理学博士

    黄全愈博士，老三届，77级，文学硕士，美国Villanova大学理学硕士，美国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

    最近，他通过对自己孩子及美国教育制度的长期观察与思考，针对我国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写成一本书《素质教育在美国》。此书在国内出版后，立即引起

    《冰点》特约请在美国的作者，就他在书中的观点浓缩为3篇文章，在本版连续发表。诚望能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所助益。

    ——编者

    中国的留美学生中，选修教育专业的不多，坚持读完的更少。

    被人称“洋博士”已6年有余，但那个古朴的水桶定理：“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一直在内心深处煎熬着我——教育是个系统工程，而中国能不能发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教育这块“桶板”。

    20多年来，我在中、美两个不同的教育体制中读过书，教过书，研究过教育理论。一个深藏在心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我总想寻求一条路，集中式与美式教育的长处，使得炎黄子孙起点领先，终点制胜！

    于是，我要提笔为曾经养我育我的那片土地写点东西，为难忘的国土上的老师、家长、孩子捧出自己多年的思考！

    《素质教育在美国——留美博士眼里的中美教育》就这样“呱呱落地”了！当然，是伴着母亲的鲜血，“呱呱”是叫，又是哭；是痛，又是喜。

    中华民族的迷惑——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

    中国的教育到底行不行？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这个问题都很令人迷惑！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包括台湾高校）的专家教授能获诺贝尔奖？这是不是中华民族一大困惑？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不行，为什么曾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

    我儿子矿矿在其他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在捏着指头学算10以内的加减法时，已会多位数乘除法。据说，有的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校注册，经过简单的问话，学校说：“你们孩子的数学三五年内都够用了，小学都不用学了……”

    从中国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许多也能在美国同学面前臭美臭美。

    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

    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恐怕都会成为留级生！

    为了吸引留学生回国，国内许多用人单位在工资、住房等方面开出不少优惠条件。其实，影响留学生回国的一大尴尬，就是回国后，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很难再跟得上国内其他小朋友。有的甚至不得不辍学。

    如果这证明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每年没有大量的欧美学生去中国学习现代科学或新理论，反而是大量的中国学生负笈美国及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的留美学生本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理论，学有所成才归国；但其子女跟着回去却又跟不上班呢？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如中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达，中国的科技落后？为什么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而中国高校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起跑领先，冲刺落后？这个强烈的反差，促使我去深究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后劲不足？说到底，是输是赢，不看起点看终点。

    当然，我们不能以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发达的惟一标准。其实，能获得一定数量的诺贝尔奖的国家，其教育一定会具有一定水准；但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国家，不一定其教育就不行。

    然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科技发达的国家，教育一定发达！

    第二，教育落后的国家，科技一定落后！

    美国有人说他们自己是“科技发达，教育落后”，那是他们在鞭策自己。

    国内有人说我们自己是“科技落后，教育发达”，那是有人缺乏自知之明。

    应该怎样评定我们国家的教育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判断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只能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起点！也就是说，在肯定中国的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众多对手而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各种奖项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奖杯或金牌下的阴影。

    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

    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

    我们也暂不忙作答，先接着看另一议题：

    中国的初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之最吗？

    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奖，但却没有一个中国高校的成人获诺贝尔奖；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国的成人高校赢得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

    于是乎，许多人就很自然地想到这两者的结合：中国的“最”＋美国的“最”＝世界之最。

    又于是乎，中国的赴美热持续升温发烧。

    我们来分析“中国孩子在国内接受初等教育，再到美国来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最好的模式？

    先举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中国的青少年足球还是不错的，去年北京的“三高”少年足球队几乎横扫了足球强国墨西哥。宿茂臻等人年少时在英国曼联队培训，也很得英国名宿的青睐。中国青少年的足球基本功是很不错的，但欧洲和南美的成年足球队包揽了历届世界杯冠军。我们能不能套用上述的模式：中国孩子先在国内接受基本功的训练，到了成年再送到欧洲或南美去接受那里的足球意识和创造力的熏陶，这样一种两者的简单相加等不等于世界之最？

    答案是否定的。青少年时期曾给英国足球界以深刻印象的宿茂臻，1998年再到英国南普队试训，不是因为表现平庸而遭弃用吗？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最”＋欧洲的“最”≠世界之最的结果呢？

    成年的范志毅、杨晨、周宁、黎兵们，不但技术已定型，而且其足球意识、创造力等等也已定型，这个时候再到欧洲去培养足球意识和创造力，进步是会有的，但是已经难以“大器晚成”。

    就教育来说，在中国接受初等教育，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两者的简单相加，并不一定是最佳组合。

    当然，大多数来美的中国留学生都是有些“料子”的，故也学有所成。能不能出个把诺贝尔奖得主，我不敢肯定。但要在我们这代留学生中出“一批”——十来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发育不良的种子，再移植到别的环境，就算能成材，也难成顶级的栋梁之材。

    《广州日报》1999年1月29日的《报刊文摘》转载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谈到了我国未获诺贝尔奖的4个原因：

    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1997年止，共有400多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这其中有5位华人，他们是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朱棣文，化学家李远哲。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获奖科学家，没有一位属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

    一位著名学者说：“据统计，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1917年立国，39年后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新中国已立国50年，现在还不知要等多少年。

    我国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州教授，总结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4点原因：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

    我同意上述4个原因，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赵的文章并未提及。

    中国孩子问“像不像？”美国孩子问“好不好？”

    听说，去年曾经有一本书风靡了中国，因为这本书能告诉读者：怎样一天读4本书，并且把它记住；怎样在4到8周内掌握一门外语；怎样使学习突飞猛进，学习效率提高6倍；怎样……

    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这么有市场？因为中国人太崇尚、太迷信“智力开发”了。

    中国孩子“爸爸，妈妈”还没叫全，雄心勃勃的父母亲们就开始了开发孩子智力的20年计划。于是，各种各样的早期智力开发方案被“开发”出来：什么一岁学认字、两岁学算术、3岁背唐诗、4岁学英语……以为孩子的潜能无限，其实是父母的希望无限。

    那年我到美国宾州约克学院教书，妻子独自带着3岁的儿子留在国内。她放弃本单位的许多福利，而宁愿每天踩30分钟自行车，送儿子到“公认”的最好的幼儿园接受教育。刚刚安顿好孩子进幼儿园，她又迫不及待地把儿子送到夜校学国画。

    3岁的孩子懂什么国画、油画，一节课下来，画在身上的墨汁恐怕要比画在纸上的还多。可是妻子在给我的信中自我陶醉地说：儿子画在衣服上，脸上的画，特能显示出他的绘画天才！

    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家信。拆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竿，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

    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

    读信，我大吃一惊——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3岁儿子的手！

    这时，教育系主任布莱恩博士正好走过我办公室：“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

    我一把拉他进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

    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那幅竹子国画。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

    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我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3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很荒唐，也很真实，同时又发人深省。

    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3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且这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

    说它真实，那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

    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3岁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

    这有两个可能：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

    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竟然没有一人相信是3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辛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通过辛西亚的“后门”，我们把刚5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据说，他3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

    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

    儿子3岁时就能技惊四座，现在5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我想。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

    说得多了，引起我的注意。

    一天，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简直是在放羊！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指什么？没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我们可以来深究一下，“像不像”的问题。

    当3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一塌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画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是指“复印”得如何。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是指“创造”得如何。

    一个尴尬的问题——创造性能不能教？

    创造性能不能教？这个问题乍一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始提法是“美国的老师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问题是“怎么教”？而不是“能不能教”？

    要回答“怎么教创造性”？必须先回答“能不能教”的问题。

    达琳·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所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1994年11月，她作为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学术交流。不少中国的老师请教她：“在美国的学校里，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并再三要求她在课堂上作示范。

    这位美国小学教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她更感困惑的是，无论她怎么解释：“创造性是不能‘教’的！”中国教师都不知所云。

    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同一样的——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结果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不得不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故事，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由于没有“心”的参与，可以说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他人。

    我告诉儿子，如果我要画他，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第六感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曦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3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请参阅拙作《素质教育在美国》）。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许多中国孩子具有很高的COPY（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

    矿矿到底在美国学了些什么？学得怎么样？

    人的先天的潜能有一定极限，后天的开发也不是无限的。当我们以为，给孩子加压加量是一种智力开发，并以为这种加压加量的智力开发与孩子的智力发展是成正比的，那就错了。培养创造力必须要开发智力，但开发智力却不等于培养创造力。因此，培养创造力才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核心。

    矿矿1997年夏天曾与他妈妈一道回国探亲，等他们母子俩回来后，我接着于秋天回国。我听到了一件趣事：

    矿矿5岁时离开中国，相隔7年半再回来，对此人们有许多的好奇和悬念。其中的一个好奇就是想知道：矿矿到底在美国学了些什么？学得怎么样？

    于是，妻子家那一支的人和我家这一系的人，做了同一件事——即出题考了矿矿。

    在姥姥家是由舅舅出的题，老舅是工程师，出的代数和几何题。据说有一题是线性代数，那是矿矿没学过的。

    在奶奶家是由姑爹出的题，姑爹也是工程师，出的也是数学题。

    所有两家看了矿矿做题的人都得出同一个印象：尽管有的题目，矿矿不太懂，但是他都能七拐八绕，用其他的办法来证明它，来解它。而这些办法，国内的学生一般都不会那样去想、那样去运用的。

    不可否认，开发智力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开发智力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其他的目的。比如，开发智力可以作为应试教育的一个手段来达到“应试”的目的。这是与素质教育的目的相违背的。如果进而用开发智力来替代培养创造力，就更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了。

    应试教育的核心是怎样在考试中得高分，并以此作为排他的先决条件。素质教育并不排斥高分，如果说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就一定低，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与之相反，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也一定高。当然，是不是高到应试教育那种程度，倒不一定。

    “分数是实力的体现”这句话不全对，应该是“分数是实力的体现之一”。因为许多实力不是仅仅通过分数来体现的。应试教育的关键误区是把“如何应付考试”当成了教育的核心，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人的惟一标准。在这个指挥棒的驱使下，人们无法重视素质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使得孩子的许多素质被扭曲了。

    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或大学，也定期在各中学间组织数学对抗竞赛。去年，矿矿刚上九年级（即美国的高一，国内的初三），被选入学校数学代表队参加这种定期的对抗赛。在中国人眼里，这种对抗赛很奇怪，因为它不规定各校的参赛人数，只以各校代表队的前三名的平均分决定胜负。各校也不是只选成绩最好的学生参加，而是以老师选派，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相结合的方式组队。也就是说，老师只选那些他认为有数理潜质而又有兴趣的学生参赛，并不是成绩最好的高年级学生；另外，老师没选中你，你也可以参加。

    有一次对抗赛，共有7道题。矿矿他们学校数学最好的是一位高三的印度小孩。结果，印度小孩7题对6题，最难的那道没做出来，出来后愤愤不平，表示要写信去抱怨出题的考试委员会。

    从应试教育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都知道，考试技巧是从最容易、分数最多的做起。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抢占分数的空间。但这次矿矿却从最难的做起，并把最难那道题做出来了（事后老师也没做出来），但只做了4题，有1题还只是运算方式对，答案不对。

    我毕竟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我问儿子：“你怎么不以有限的时间做最有效的工作——抢分？！”

    矿矿说：“我就是在最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我的价值——我做出了别人没做出来的难题！”

    我哑然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学校的带队老师斯澳兹先生，并没有批评孩子的行为影响了学校的积分，反而颇为赞许地点点头，因为孩子做出了他没做出的题目。尽管他没明确鼓励其他同学也采取这种“先选最难的做”的行为，但这已足矣！

    “我不是要分数，我是要在挑战中得到乐趣，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孩子的答案。经过思考，在这种竞赛中，我作为家长可以同意孩子先做有挑战性的、难做的题目，而不是首先抢分。但是，如果是SAT这种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呢……

    怎样评价孩子？怎样衡量孩子？这不是孩子的难题，这是教育工作者的难题，是学校的难题，是家长的难题，是全社会的难题。

    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矿矿刚刚结束了一次数学期中考试。主要内容是对数方程。在英语中，log可以是数学中的对数，也可以是原木、木材的意思。考完试，矿矿在试卷上画了一只很善于咬原木的河狸，手中拿着一块木头，说：“Logsarefun！（“木头”真有趣味！）。数学考试本身得了100分，老师又给试卷上的画“原木和河狸”加了0．2分，一共是100．2分。但是0．5分以下是不算分的，因此矿矿并没有因为在试卷上画这幅图而多得了数学分。然而，这个0．2分却表达了老师对学生的数理逻辑、形象思维和自信心的充分肯定。

    在中国，考完试，在试卷上画画，那是绝不允许的，尽管你得100分，尽管你有富余时间，因为这不符合应试教育的基本原则。

    创造力不同于智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摧毁常规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或者懒惰的人。但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

    因此，创造力强的人智商一定高；但是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创造力就强。智商极高的学生可以赢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奖，但是惟有创造力极强的人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我说创造性不能教，首先是因为“知识或技能”与创造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

    其次，凡是能传给他人的，一定是可以重复的，而可以被他人重复的则一定不具有创造性。例如，绘画的“知识或技能”是可以从A传给B，又从B传到C的。正像人的智力不能从老师传给学生一样，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也是无法从A传到B的。

    因此，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教！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我的美国教授总是爱说：“没有提问，就没有回答。一个好的提问比一个好的回答更有价值！”

    我欣赏他的哲理性语言，我更赞赏他在营造培养创造性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