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用放射源成可怕杀手 致死数占世界近两成

    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核危机，山西省忻州市张芳的故事也许不会再被提起。

    一个装有钴-60的金属圆柱，彻底改变了她和家人的人生轨迹。如今，“放射病”已经萦绕了她20年。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改变张芳命运的这种金属圆柱，可能就在我

    放射源毁掉一个家庭

    张芳至今还记得自己命运转折的那一天：1992年11月19日，张芳的爱人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正要干活时，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这个像是日光灯启辉器的金属体实际上装有钴-60放射源。张有昌毫不知情，他将这个金属揣在身上3个小时后身体出现了症状：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二哥张有双在医院陪护张有昌四天后也病倒了，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但无法确诊。

    张有昌的父亲和岳父张丑寅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

　　12月3日，经过了长达14天的折磨，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他们的父亲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张芳的三个亲人10天之内相续死亡，且症状相同，这让当地陷入恐慌。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

　　“我的女儿死也要死个明白。”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的医院，他们被确诊为放射病。

　　张丑寅对这段往事不堪回首，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如果当时他背的是张有昌，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张芳因为当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没照顾张有昌多久便回家休息，这使她躲过一劫，终于保住性命，虽然此后的日子里，她已然活在放射病的阴影下。

　　更让她感到揪心的是她的女儿张京生，由于在她体内已受到辐射，出生时，张京生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现在，18的张京生智商与儿童相仿，低于99.9％的人群，上完初中后便在家休息，找不到工作。

　　这个家庭悲惨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这也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

　　民用放射事故多

　　钴－60放射源究竟是怎么来到张有昌身边？中国疾控中心原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曾经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说，整个调查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他所写的《山西忻州放射事故及其教训》详细还原了这起放射源事故调查的经过。

　　他们通过山西医务人员了解到张有昌的口袋里曾发现金属体，这成了重要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最终找到了这枚放射源的来源：原来，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枚下落不明的放射源酿成了张芳一家的人悲剧。

　　张芳并不是唯一的放射源受害者。最近，一部讲述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的电影《站起来》在国内上映，主人公宋学文由真人出演，15年前，宋学文在雪地里捡到了一条8厘米长的白色金属链，结果两年内相继失去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这条链子叫“伽玛源”，具有强力的核辐射，是前一天晚上从一台带有放射性的仪器中不慎掉落下来的。

　　放射源之所以脱落，缘于吉林省吉化公司操作人员违规操作，提前关闭剂量报警仪。而吉化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始终未曾正式通报，不知情的宋学文被辐射长达10小时，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潘自强曾作过研究，核安全事故仍主要是在民用领域发生，核军工和核电站未发生一例死亡、放射病例。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核和辐射技术应用当中，却有10人死亡、49人罹患放射病以及16人皮肤烧伤。“到2007年，我国总共有10人因放射源和核技术应用导致死亡，占全世界死亡总数的17.2％。”

　　“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复杂、使用范围广，用源单位的防护知识严重欠缺，再加上管理混乱是导致事故屡屡发生的原因。”王作元说。

　　无色无味的杀手

　　潘自强介绍，放射源的申请运用需要严格的手续和审批程序。不过，早年的辐照设施门槛很低，中国民用放射源大概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使用最广泛的是钴－60等，那时一个生产队为辐照土豆、大蒜，就建起一个钴－60源。

　　此后，放射源遍布全国各地，涉核的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医疗卫生系统、农科院系统等，用于测量、消毒、育种等。由于安全防护措施滞后，上个世纪70～80年代，平均一年就有45起放射性事故。根据卫生部放射卫生专家组副组长范深根的统计，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放射源无色无味，隐于无形的特点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部主任腾建群介绍，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在不知的情况下，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腾建群70年代就曾经历这样的场景：一块钴－60丢失，全城出动，有关部门背着探测器到处找。这样的场面近年也偶有发生，2004年，一个制造伽马射线的核心放射源——硒块在上海金山县的运输途中丢失，第二天，金山县的大街小巷每隔3、5米都出现一张这样的寻物启示，寻找“一个银白色，大小如14寸彩电的铝合金箱子”。警察更是全城搜捕，中央电视台连线采访，整个城市骤然紧张。

　　腾建群说：“放射源丢失不仅难找，而且容易造成社会恐慌。”2009年，河南杞县放射性元素钴－60泄漏的传言致使当地居民集体出逃。同年10月，广州番禺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发生了一起“卡源”事件，一个辐照装置由于操作失误，导致源架辐射源无法回到源井中，在外漂浮了整整48天，此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让附近居民大为恐慌。尤其是在今年日本核危机发生后，番禺当地人不断询问“广州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到底搬了没有？”直到确认钴—60已经搬走的消息才安心。

　　80％为责任事故

　　早年，负责核安全的是卫生系统，但同时它又是大量放射源的使用者，且随着放射源使用逐步扩散到工业领域，卫生部门的监管力有不逮。

　　2003年，放射性源的监管被划归到环保总局。该局下设的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此事，其职责概括起来就是对放射源从出生管到“坟墓”。

　　2004年，接管核安全监管职责后，环保部门联合卫生、公安，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放射源普查的专项行动。普查结果惊人，拥有放射源的单位超一万家，放射源超十四万枚，其中七万多枚在用，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此外，至少两千枚废旧放射源下落不明。时任核安全管理司的李干杰直言我国的放射源“量大面广、隐患较多、急需整改”。

　　为了监管放射源，环保部后来出台了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同时在自己的网站对放射源各类信息进行公开。

　　“由于有了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加上国家应对及时，核辐射事故总体是在下降的。”腾建群说，目前中国的核事故主要还是非恶意性的行为，比如当废铁出售，但这会危及很多无辜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的放射事故中，由于领导失职、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工作人员缺乏安全防护知识、违规操作等责任事故占到了80％以上。事故又以放射源“丢失和被盗”为主。

　　此外，如何存放废旧的放射源，也是核安全面临的一个难题。按照规定，废源可以由使用者送回给原生产者回收，退役的放射源一般都会被陆续分类编号管理，然后放到放射性废物暂存库。环保部门的“清源”行动后，各省陆续处理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中的放射源，将建库以来暂时存放的放射源，集中运往国家放射性废物西北处置场。但是，中国放射源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以15％的速度计算，未来需要退役废源也会越来越多，存放依然是个问题。

　　腾建群认为，现在急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核能安全监管依靠的只是一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8部行政法规和一些部门规章，公众最关注的关于“核损害赔偿”问题，也只有国务院发的一个函。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核安全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原子能法》——这部孕育了27年却两次夭折的法律再次浮出水面，4月上旬，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介绍，《原子能法》草案有望在年底征求各部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