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广州召开掀革命高潮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李向新 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新华社 发）

1933年广州出版的地图上清楚地列示了“三大”旧址民居的结构。（雷辉 摄）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内的仿真人像惟妙惟肖，真实还原历史现场。（王辉 摄）

    一座座小洋楼古朴宁静，门前高耸的树木绿意盎

    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来广州，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40名代表集聚广州，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三大”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掀起了大革命的波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三大”会址被日军飞机炸毁

    今年清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到中共“三大”旧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这不是汪洋第一次来中共“三大”旧址，早在2008年7月1日，他就迎着蒙蒙细雨来到这里，重温党的历史。参观结束时，汪洋深有感触地说，党的“三大”是广东的骄傲，省市党史和文化部门负责人要继续认真研究、挖掘和整理中共“三大”的珍贵史料。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副馆长颜晖曾经分管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据他介绍“三大”会址的发掘，殊为不易。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举行的7次代表大会，除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外，一大、五大、七大等会址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复，而“三大”会址却在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

    为了寻找“三大”遗址，几经周折，一直到1971年，当时参加“三大”的一位代表根据回忆才找到了当年的标志物，有关部门最后确认了会址。会址直到2006年3月12日完成考古挖掘。

    由于建筑材料、风格等细节已无法考证，相关决策部门遂放弃了“原址重建”方案，而是在遗址旁修建了如今的现代化陈列馆。当年的墙基和地板所在地，现在整修后上面都用玻璃镶嵌起来，供游人观看。2006年7月1日，“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广州成革命新高潮策源地

    “一大”在上海召开，“二大”也是在上海召开的，“三大”是在党的诞生地之外的城市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三大”，也是党自建立以后惟一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颜晖一边翻阅桌上厚厚的史料，一边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多名研究员研究过这一问题，有人还专门为此写过论文。”

    颜晖表示，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后，特别是经历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北方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加大了社会控制力度，南方特别是广州正在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兴起的策源地。

    “广州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各阶级人民群众，较早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下，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工人运动相当活跃。”颜晖称，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不仅相当尖锐，而且表象化了，包括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也表象化了。

    在颜晖看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各种革命力量云集广州，革命力量联合和蓄发之势已经形成，关键是如何整合。所以，“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其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

    陈独秀对自己提出严厉批评

    陈独秀在“三大”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令人注意的是，这份3500字的报告中，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的陈独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二大”以来近一年的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整个党的工作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包括陈独秀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

    对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批评方面，主要指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损失”，“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大家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究竟应当怎样为中国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还反对加入国民党……”

    同时，陈独秀还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也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张国焘同志无疑是对党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很大的错误。”“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

    由于陈独秀在报告中带头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兴了中共“三大”的民主风气，使这次会议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最后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等决议案。

    投票决定是否加入国民党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40人，由全国各地的党组织推荐产生，代表全国420名党员。40名代表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全体共产党员要不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一种意见是以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马林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还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

    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淆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最后21票赞同，16票反对，3票弃权。按照“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这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共产党的队伍在3年内增长60倍，党员由400余人猛增到5.7万余人。在工农运动上，出现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实践证明，“三大”确立的党内合作形式是正确的，没有“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决策，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晓辉：知识分子加入为党注入新鲜血液

    中共“三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了他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历程。这可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作为一个先进的、有生命力的党，需要不断吸收新的力量、持续更新党内成分。”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成分，主要都是大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教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有些领导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毛泽东出身农村，学历虽不高，但是有学问、有能力，做事别具一格，他的加入给中共领导层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而凭着他对农村的熟悉，也注定了中国革命会走上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时期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历史事实证明，国共两党合则双赢、分则两伤。国共两党再次握手，合作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对国共两党、对民族国家利益、对世界和平发展都是有利的。

    红色辞典

    东征

    1925年2月1日，在中共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任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东征军参谋长，周恩来兼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亲自出征。当时在粤军二师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奉命投入了东征之战。由于叶剑英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往来于友军之间进行联络，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这次东征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不仅把战斗进行到底，并且攻下了淡水城，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五卅”运动

    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下，1925年5月31日成立上海总工会。6月1日举行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如上图，新华社发），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7日，上海各界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向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永远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办“五卅”惨案凶手等。工人罢工坚持近3个月，为保存力量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至8月中旬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又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它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增强人民的反帝爱国意识，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广州、香港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举行的。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25万人。工人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提出的17项条件，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执行的歧视华人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六项要求。

    旗帜的先声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举行罢工，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

    ———　1919年初，李大钊发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五四”运动以后，他进一步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通过“共同劳动”来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

    为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

    ———1922年2月4日，党领导的京汉铁路总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工人阶级“为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

    （记者 雷辉 实习生 黄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