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制改革的艰难之路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说，达赖方面提出要建立他所谓的“大藏区”，要赶走中国驻扎在那里守卫国土的军队。但达赖喇嘛3月10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公然撒谎：“我从没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达赖喇嘛还说：“请大家代我问中国外长，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结果，温家宝总理3月13日在记者会上拿出了证据。温总理说，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
”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都明确讲到，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
达赖方面混淆是非、蛊惑人心的言辞不少，所谓“中国政府灭绝了西藏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西藏的有识之士早就想改革落后、残忍的农奴制，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搞改革的赞普牟尼被母毒死
1月19日，西藏人大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有关旧西藏农奴制度野蛮残暴的描述，早已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然而，如此落后的农奴制，为何能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近来，记者查阅了大量有关史料，才对农奴制的顽固性有了初步认识。
据民族出版社的《简明西藏地方史》记载，早在8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统治者赞普牟尼感到贫富分化严重，三次下令“平均”，但仅仅执政一年就被自己的母亲毒死。可见，西藏上层对于敢于触动其利益的改革，是不惜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反抗的。
1751年，清政府遵从西藏历史传统，确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厦政府，噶厦内设4名噶伦，由3名俗官和1名僧官担任，地位平等，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藏政。这样，清朝满足于在西藏行使主权，并没有根本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打算，只作了点滴改良。1793年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有一些限制剥削民众的内容，如不得私派乌拉差役(赋税、差役、地租等的统称)，不能提前收缴赋税等。此后，清朝国势开始衰落，驻藏大臣也往往由碌碌无为之人充任，就更谈不上改革了。
雪域高原虽然封闭，但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香格里拉”。近代以来的各种进步风气，还是能吹拂到西藏的，但20世纪初期和中期西藏的改革都成效甚微，只有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改革，获得成功。
2。清末驻藏大臣改革夭折
清末藏区的改革，是全国范围内“新政”的一部分，持续5年，最终失败。
1906年，清廷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入藏。张荫棠早年曾担任中国驻美参赞和总领事。1905年随同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袁世凯执政时任第一任国务总理)到印度与英国会谈，备尝弱国外交的屈辱，也萌发了在西藏推进改革，以强边富民的想法。
张荫棠到拉萨后，立即整饬吏治，将放任英军侵略西藏的驻藏办事大臣有泰等十余名满、汉、藏官员革职查办。他认为，非大事更张不足以挽救危局，并拟就了“西藏善后24条”，传谕民众，内容主要有：在政治方面劝导地方官员效忠清廷、革除苛政、废除差役；在经济方面抵制洋货、扩充民利、清查赋税等；在社会生活方面大兴教育、改革风俗。同时，他还大力推动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现代化。这些改革措施赢得了西藏大部分官员的拥护。然而，由于清政府内部的倾轧，张荫棠1907年就被调离拉萨。此后，驻藏大臣联豫还试图推行“政教分离”，但都半途而废。究其原因，首先是清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上内部的腐败和矛盾，很难下大决心进行改革。
3。十三世达赖改革遇阻
据喜饶尼玛的《近代藏事研究》等介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自1898年亲政，到1933年逝世，在位期间曾进行了不触动农奴制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1904年，十三世达赖领导抗英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西藏军事的落后有了直接的认识。抗英战争失败后，他北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又来到北京，接触到维新派思想。1912年开始，他又在印度居住两年，接触到西方思想。
回到西藏后，阅历丰富的他就开始改革。他建立了僧俗会议制度，注意采纳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各阶层的意见；他触动了数百年来的贵族免税的旧制，规定所有贵族庄园必须向政府交税；他尝试兴办新式产业，包括水电站、电报局等；他限制高利贷，鼓励民众开荒种地；禁止鸦片。然而，就是这种只触及皮毛的改革，也遭到反对。在开采金矿的过程中，由于挖出一只青蛙，被认为不吉利，开矿被迫停止；当水利发电成功后，贵族视之为怪物，结果电只在达赖的夏宫和造币厂两处使用。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他的亲信，坚定的改革派龙厦·多吉次称(一称“龙厦·多吉次杰”，下简称“龙厦”)，很快为改革付出了代价。
力主改革的藏军总司令龙厦
龙厦曾带领十三世达赖派出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过7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有强烈的改革意愿。回到西藏后，他担任了藏军总司令。
据喜饶尼玛的《近代藏事研究》和《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介绍，1930年，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刘曼卿(女，藏族，又名雍金)，持蒋介石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龙厦的亲笔信，万里赴藏，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她在自己的著作里这样记载了龙厦的改革倾向：他派秘书到刘曼卿下榻处，请求抄写翻译孙中山遗教。龙厦与她多次晤谈，在送别之时谈到对西藏前途的三条意见：“其一，祈告中央，藏政府非不欲行三民主义，然以人之顽固，幸勿操急，徒致纷扰。以云外交，藏人决以中原行动为行动，断不致单独有所表示。其二，闻内地军备远不及列强，请加意准备，使内足以镇变护边，外足以御侮持平为要。其三，希望刘曼卿继续为藏努力，对中原人士亦应鼓吹其注意边事，望其得间重来，吾将尽力保护。”
可见，此时龙厦已对改革的难度有所体会，并希望中央能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推进西藏变革。
可惜，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剿共”，日本又很快开始武力侵华，无力主持西藏改革。
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以龙厦为首的改革派希望为西藏注入一丝民主之风，他们秘密串联，订立誓言，组织了“吉求贡吞”(即“求幸福者同盟”)。他们提出要废除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事实上的终身制，要求每4年改选一次，而且必须从西藏民众大会提出的候选人中产生。此外，政府应由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赏罚分明，不得再行卖官鬻爵之事。他们把建议用委婉的语言包装后，用请愿书的形式上呈噶厦及摄政，称改革是“为保全政教宏业万古长青”，其中包括揭露在任噶伦种种劣迹的内容。
在今天看来，这个组织的纲领一点也不激进，他们没提出解放农奴的要求。但顽固的大农奴主阶层根本不允许这种可能侵犯自己利益的改革。在“吉求贡吞”中，人心也不齐，很快就有人告密，称龙厦要发动流血政变。
1934年初，龙厦被诱到布达拉宫，被扣上“密谋杀害西藏地方政府在职噶伦”等罪名，逮捕入狱。在审判中，龙厦对“企图谋杀噶伦”的罪名始终没有承认，他坚持“我们主张噶伦须经过选举产生，根本没有谋害噶伦之意”。但审判团又指控他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想要毁灭宗教”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亲手赏给龙厦一尊饰有纯金冠顶和耳环的观音菩萨像，并为他祝福：“愿你世世代代得到观音菩萨的保佑。”可惜，在疯狂的旧势力面前，观音保佑不了龙厦。审判团最终议决，将龙厦剜去双目，永久监禁；其妻被流放；其子被革去世袭贵族的地位，永不叙用；龙厦家的财产全部被噶厦政府没收。“吉求贡吞”的重要成员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后来查出此案牵涉甚广，噶厦政府只得将参与这次事件的百余名官员从轻发落。
要求改革者的规模不可谓不大，地位不可谓不高(龙厦曾任藏军总司令和其他高级职务)，但在旧势力面前，竟然不堪一击，这更加说明了西藏守旧农奴主势力的强大。1934年8月，国民政府派遣的祭奠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专使、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到达拉萨，残害龙厦的噶厦政府要员担心国民政府追查此事，就强调龙厦在英国生活多年，英语流利，诬陷龙厦为亲英派，指责他“拒绝中央大员入藏”。黄慕松一时难辨真伪，也就接受了这一说法。
1939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龙厦强撑病体，派人持铜佛一尊献于吴忠信。吴忠信派随行官员朱少逸探望龙厦。龙厦希望中央政府出面，排除外国侵略势力，变革西藏政治，造福西藏，并泣血进言：“中央特派主管边政长官来藏……尤甚望吴委员长有所决断……中央爱护藏民，众所周知……果中央尚以西藏为中国之领土，则解决藏事，不容再缓！”
可惜当时国民政府忙于抗战，不敢和英国翻脸。朱少逸向龙厦转达了吴忠信等国民政府要员对他的评价：“先生虽在西藏政治上失败，然在吾人视之，此种失败正极光荣。数十年后，藏人终将了解先生为改进藏政而牺牲的精神，此乃先生流芳百世之大事业也，幸勿以事之成败及身为罪犯而自暴自弃。”几个月后，龙厦含冤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