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1915年11月20日至1989年4月15日
籍贯：湖南浏阳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0—1987）。
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
开篇辞
公元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继续；纪念，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继续改革的征程，继续开放的号角，
继承那些先驱的胆识、智慧与风范。
缅怀先驱，是死之慰，亦是生之责；缅怀先驱，是重温过往更是开拓未来。
雨霖铃·祭改革先驱
雾雨霏霏，映深南路，谐和万家。改革旌旗扬展，猛回头，阑珊不再。抬眼细数沧海，竟三十冬夏。念悠悠漫远征程，先驱历历海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恩泽千秋言。今晨当思何处，忆峥嵘、血路尤在。此去经年，应是千古好景即设。便更怀先驱风范，当与世人说。
外甥深圳街边卖报
曾维信对深圳充满感恩，是眼前这座梦之城让他实现了祖祖辈辈孜孜以求的———从“村里人”到“城里人”，从“贫穷者”到“富裕者”。而深圳该感激的，除了这些与特区共命运的建设者，还该铭记那些“在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缔造者们。从这个意义来说，曾维信仍旧要感谢那位表面看来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特殊利益的“高官亲戚”。
在很多家人和老乡的记忆中，耀邦有些不近人情。西岭脚下的那处沧桑飘摇之所多少年来未曾有些许的嬗变，他的亲人也多半耕作于斯、劳作于此，“领袖故里”与“领袖亲人”的名号没有给这座满目苍翠的小镇带来惠泽。一开始，乡间四邻对此颇有微词。岁月的流淌让亲友、坊间逐渐理解了耀邦———不是“冷血傲骨莫问亲”，而是“身正行范严律亲”。
胡德资便是个典型。1980年胡德资毕业待分配，当地政府为了照顾“领导家属”，将他安排进岳阳物资局工作，其实也就是招待所的一名工人。胡耀邦听闻此讯，当即大声呵斥其兄长，并丝毫不留情面地将年轻气盛的亲侄“遣送”回乡下务农。胡德资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当上了生产队长。改革开放以后，他利用家乡浏阳“花炮之乡”的优势，辗转武汉开了五年鞭炮门市部，最终回到老家，守着那栋祖宅和自己一手办起的胡家饭店。
三十年间，胡德资到过三次深圳探亲———耀邦的嫡亲外甥曾德盛一家长居于此。这座四海九州群贤毕至的特区之城，不仅胡耀邦参与决策了这里的拓荒之旅，其亲人也在这里亲历并见证了渔村变都市的华丽转身。胡耀邦作为当时邓小平大刀阔斧力倡改革的得力助手，在“深圳特区”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魄力与胆识。
曾德盛老人1998年来到深圳，入住儿子曾维信购置的宅第。曾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曾维信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怀揣“淘金梦”的热血青年一样，1994年只身一人来到特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下海”生涯，职业是“卖报郎”，在笋岗西路西湖宾馆边开了一家旺铺。多年来，他风雨无阻、任劳任怨。曾维信并非不知道耀邦与自己是何关系，其他亲友屡屡受挫的“经验”使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沾点“高官亲戚”的光。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南下打工仔。来深圳后短短几年光景，曾维信便顺利盘下了两个报亭，收益也直线上涨，过上了惬意舒适的小康生活。
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
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短短几天实地走访，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
世人赞赏胡耀邦有两大功绩最为卓越、深远：平反冤假错案和全力支持改革开放。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短短几天实地走访，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在那个尘封多时、刚刚探讨“开放”的年代，“特区说”成为保守派们的众矢之的，一度有人力陈不可，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责：“你搞的‘特区’就是‘租界’。”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当时的场景，至今都在叹服其冲天的勇气：“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任仲夷当年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据资料记载，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
到任广东三年后，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来到深圳特区。此时，有关特区的质疑声音正此消彼长，有人叫嚣：“深圳只剩下国旗是红色的。”面对创办初期特区遭遇的种种困惑，胡耀邦在这次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并即席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提广东的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德高望重的任老生前多次强调，“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曾想在深办实验大学
胡耀邦对深圳还寄予了其他期望。陈树柏，电机工程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美国电子与电器工程师学会”院士。多年以后，谈及胡耀邦、谈及深圳，他的心中总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矛盾———感激中夹杂着遗憾。
改革开放之初，陈树柏在邓小平的直接邀请下回到国内，在看到当时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后，陈树柏提笔写下一份建议书———希望在国内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博采众长，充分吸取美国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而校名便叫作“中国实验大学”。
1984年夏，胡耀邦在北戴河与陈树柏会面。“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树柏回忆，胡耀邦当年强烈建议”要把‘中国实验大学’的校址选在特区深圳。“
深圳在当时是一个代号：大刀阔斧、锐意创新。陈树柏辞去了自己在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一切职务，跨洋奔波，频繁往返深圳与加利福尼亚。据他回忆，胡耀邦当年为这座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重任的“特区大学”考虑得非常仔细，寄予很高希望。“胡先生清楚地算过账，‘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两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而对于陈树柏自身的前途命运，胡耀邦也是考虑良多，在听说他辞去了美国所有任职后，曾建议其谨慎考虑：“最好是留职停薪，留条后路，较为稳妥。”
不过，办一所大学并不简单。由于财力原因，“中国实验大学”的设想寂静地在深圳夭折。但是，陈树柏的一些思路和理念后来被国内其他开明的大学采纳吸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树柏认为“也算是事情的最好弥补”。
回忆人：张扬，当代著名作家。1979年1月，“张扬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
对胡耀邦心存感激的人很多，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果说陈树柏对胡耀邦的感激源自“给予其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舞台”，那么，张扬这位来自耀邦故乡的知青，他感激的原因要更加直接———“张扬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平反。
张扬，当代著名作家、现任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1963年2月，张扬写出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初稿，后多次重写，其1970年版本最终引起巨大轰动，在“文革”中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这部小说在当时被称作是“划过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被评价为“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幸的是，小说很快被“四人帮”列入黑名单，而张扬也被“内定为死刑”。1979年1月，“张扬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平反。从此，张扬与耀邦结下了特殊的情缘。
4月9日傍晚，作家张扬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及耀邦，老人情真意切。
南都：张老师家中挂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其中，你与耀邦的这张合影最大、最显眼。
张扬：是的，这也是我与耀邦同志唯一的一张合影，1989年1月6日在长沙省委招待所拍的。当时我拿的是一个50元钱的最简单的傻瓜相机。而就是这部最低档的相机却拍出了一张我最珍惜的合影。耀邦同志是我的恩人。
南都：《第二次握手》的重写本出版发行以来，销量依然惊人。就我了解，在深圳、广州地区，这部书颇为热门。
张扬：这部书的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我想，一方面是出于本身的内容，源自本体的魅力；另一方面也确实不能否认历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耀邦同志也很喜欢这部书，他也是我的读者。
南都：最近你好像很少创作小说了，作品多为报告文学和杂文。尤其是杂文，非常犀利。历史上浏阳出了不少敢于冲破束缚的名人、先驱。
张扬：一点不错。有一句诗叫做“中华亘古一浏阳”，指的就是公认的改革先驱浏阳人谭嗣同。现在我看有“两浏阳”，胡耀邦也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先驱，他在改革开放中是立了功的，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
南都：这些参与的决策中就包括了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
张扬：是的。当时很多老同志对经济特区有意见，到死都不愿意去特区。耀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决果断。坦率地讲，我不大懂经济，但凭借我与耀邦的特殊关系，我也关注过特区的发展。我去过几次深圳，发展的确非常快。我这么想：如果说特区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那就是改革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很多地方还要继续深入改革、思想还要再解放。耀邦同志当时在这方面的勇气和魄力是很让人受鼓舞的。
南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与魄力？
张扬：这个问题好。以我对他的理解，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到发展特区。当时那个环境，是非拨乱反正不可，非改革开放不可的环境，有人缩手缩脚，怕什么？害怕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他们有私心。在那个年代敢于改革的先驱们，才是有人情、有人性的，是人性的一种复归。
南都：耀邦的两大功绩———平反冤假错案与坚定执行改革开放，二者都彰显了人性。
张扬：我就是这个意思。平反冤假错案太重要了，这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而又珍贵的人才资源。没有人才，再怎么改革和开放都是空谈。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底气。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2008年4月9日，湖南浏阳中和镇苍坊村。
58岁的胡德资坐在竹椅上，正午的阳光直射面庞，皱纹清晰可见。在他身后，是一座两层贴着乳白色外墙砖的小楼。这既是其一家老小的住所又是他们的谋生之所：楼上住人，楼下是自家开的土菜馆。尽管开张还不到两年，已在中和镇方圆几里范围内客流量最大。土菜馆的名字叫“胡家饭店”，出门步行百米即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祖宅，饭店的主人胡德资正是胡耀邦的亲侄子。
临近4月15日，前来故居瞻仰的人明显增多，这也让胡家饭店的上座率比平时高出几成。在一省之隔的江西共青城外，原本静谧的富华山从清明开始也迎来众多的拜祭者———耀邦的骨灰深埋于此红土绿林中已风雨十八载。
很多人没有也不会忘记四月十五。
这一天是胡耀邦忌日。
“周离旧邦，其命维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里的名句，而胡耀邦的名讳正来源于此。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生在湖南浏阳中和镇苍坊村西岭脚下，由于其兄长大都早夭，作为家中第九个男丁，长辈们对“九子”寄予了厚望。观其一生，从漫漫征程的万里求学到金戈铁马的战场风云，从拨乱反正的肃清拯救再到铁腕改革的上下求索，胡耀邦的行为禀赋与这个名字有着天然的契合。
在浏阳河哺育的这方润土上，与耀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不少，邹周超就是其中一位。邹周超，现任胡耀邦故居管理处负责人，1974年生，浏阳本地人。“我1996年从部队专业就到耀邦故居工作，一年后调去了文物管理所。整整十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现在不光有耀邦故居，还建起了一座立体化介绍耀邦生平的纪念馆。”邹周超现在每日的工作就是管理、守护眼前的这两座建筑。“这种特殊的缘分让我对胡耀邦充满感情。从参观人数的逐年上涨也可以看出，很多东西确实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的。”
邹周超给出了两个最简单的数据：2006年来故居和纪念馆瞻仰的人数是5万人次，而2007年这个数字就涨到了8万，参观者除了来自湖南、江西两省外，广东来客也占据了相当的数量。这一数据今年仍在上涨。
乡亲们都说，胡耀邦其实没有为家乡做过什么事情，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日子久了，大家才逐渐理解了这位老乡。在为他修建的纪念馆中的显要位置，当地人选择镌刻上胡耀邦的一句名言：“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与这句话呼应的，是耀邦祖宅内悬挂了几代的一副对联：“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4月9日，前来故居瞻仰的旅美学者丁学良用毛笔蘸上浓墨抄录下那副屋内高悬的著名对联：“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凝视良久后，再次提笔，将此对联改动二字———“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
“我有了什么喜事，就会去耀邦故居，或者去江西他的墓前，告诉他。”张扬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最新版的《第二次握手》，“这个重写本一出来，我们一家人就去了趟共青城。”而被叔叔“遣送”回乡的胡德资在耀邦忌日将至之时，也经常忍不住反复擦拭自己与叔叔的合影。不少人也选择网络拜祭来缅怀这位改革先驱，“无尽的爱”纪念网专门设立的“胡耀邦纪念馆”进入4月以来流量每天都突破千人次。
■耀邦诗语
骗子和低级趣味
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清，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
小算盘，小圈子，小报告，小动作，小是小非，小恩小惠……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低级趣味！
一身正气埋头苦干的人不少，但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的人也不会消失。
我看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下一代也解决不了。
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专题采写：本报特派湖南记者 陈彦炜
专题摄影：本报特派湖南记者 王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