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强，第一个通过死刑     执行车执行死刑的人。

    ; 6月15日，《今日美国》发表题为《中国制造注射死刑执行车》的报道，文章称，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便捷、更完整、更有效地摘取、买卖死刑犯的器官。”

    “遵义中院绝对不存在这个情况。”作为国内首家使用大型注射死刑执行车的司法机构的负责人，李祖良正是这种致命而神秘机器的主要创意者和设计者，“执行注射死刑后，死者尸体要接受殡仪馆、家属和法院三道环节的监督，不可能出现违反人权、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

    那么中国注射死刑执行车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一神秘的“杀人机器”相比其他执行死刑方式会有何不同？“死刑执行车”首度试水

    全球实行注射死刑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新加坡和中国。“第一个被执行者是张仕强。”李祖良说，外号“九指狂魔”的张仕强，因被指控杀死卖淫女和杂货店老板、强奸妇女并且预谋杀害狱警，2004年初被核准执行死刑。2004年2月20日，在遵义市殡仪馆旁的刑场上，停靠着一辆由客车改装的死刑执行车，并不宽敞的车内空间用挡板分隔成执行区、监控区和驾驶区，执行区中间是一张执行床，旁边见缝插针地布置了冲洗、存尸柜、注射泵等设备，监控区的心、脑电图机和监视器用来监控死刑的执行过程。整车造价45万元。

    上午10时整，张仕强被4条蓝色安全带固定在执行床上。法医开始在张仕强的左臂静脉血管插上注射针头。10时06分，法警轻轻按下注射泵启动开关，两支装有深度麻醉和抑制呼吸、心脏跳动的化学药剂，缓缓流进他的体内。10时08分10秒，显示屏上的脑电波变成平行的直线，经检查，张仕强死亡。让死亡变得更舒服些

    “相比枪决，注射死刑方式更文明、更人道，能减少死刑犯的痛苦。”李祖良说，注射死刑方式也更容易得到死者家属的认可。“枪决的场面充满血腥味，犯人和家属的痛苦都比较大。”曾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6年的律师邱兴盛说，对于执行死刑任务的法警来说，次次都要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因为为了保证命中率，枪决时法警与犯人的距离必须很近。

    注射死刑惹质疑

    伴随着注射死刑方式的缓慢推广，另一种质疑也开始出现，被注射死刑者往往是“贪官、有钱人”，从沈阳的刘涌到副省长王怀忠，从成克杰到亿万富翁袁宝  ,注射死刑似乎成为一种“待遇”，而普通刑事犯只能“挨枪子儿”。

    “选择枪决或注射，不由罪犯本人选择，而由法院决定。”一位遵义刑庭法官透露，但法院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不过在遵义中院，除了“6·26”禁毒日因贩毒判死刑的采用枪决外，“其他死刑犯不分年龄、身份和财富，都采用注射死刑的方式。”李祖良说。死刑执行车几乎卖不动

    “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生产死刑执行车了。”当初研制遵义中院死刑执行车的重庆金冠集团总工程师康中文告诉记者。而全国最大的注射死刑执行车制造商南京卫富特种汽车厂也陷入销售困境，销售代理杨远骥说，因为注射死刑成本高，“买车要花40多万，而且每次执行注射价格高昂。”

    “虽然每次执行注射死刑的药价仅300元，但它的延伸成本却很高。”一位法官说，根据规定，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同时为确保药物安全，每一次执行注射死刑，地方法院必须单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以重庆为例，除了买药品要用去300元外，到北京的往返机票以及住宿费用至少6000元。”一位法官说，“对很多地方法院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