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荣家 荣氏家族根深蒂固，其家族史卷帙浩繁，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已经是荣氏第五代。
荣毅仁祖父荣熙泰一生波折
，留下了“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训诫，被此后的荣氏家族成员一一继承。 荣毅仁父亲荣德生是荣熙泰次子，15岁只身闯荡上海，与其兄荣宗敬以钱庄为始打下荣氏家族基业。20世纪初，荣德生兄弟敏锐地嗅到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其后将产业延伸至纺织业，荣氏家族事业迈出决定性一步。
解放后，荣氏企业曾一度陷入困难，国家以发放贷款、供应原料和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扶持。
1954年，荣毅仁率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将其产业实行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上世纪70年代末，荣毅仁主持中信公司，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再次扮演了面向世界的“红色资本家”。
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在巴西商界享有崇高威望；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长达2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专家。
荣毅仁的同辈中，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的荣鸿庆是商业界的又一翘楚。荣鸿庆24岁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55年后将事业转向台湾，纱厂则交由其子荣智权打理。近年来，荣鸿庆已把目光投向内地金融市场。
更迭至第五代，荣氏家族已大多旅居海外，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
荣毅仁“以官入商”的同时，其长子荣智健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荣氏家族的资本血统”。1978年南下闯荡香港的荣智健，眼下已是中信集团董事、中信集团香港旗舰公司中信泰富主席。
“智字辈”另一代表人物荣智鑫幼年丧父，早年到香港发展，目前在香港电子业占据一席之地。荣智健闯荡香港初期，也得到荣智鑫与其兄荣智谦的帮助。其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致力于推动中德两国贸易的发展。 霍中彦钟宁瑶
10月4日，当中国中信集团的数万名员工迎来公司26周岁生日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仅仅3周之后，公司的创始人荣毅仁会驾鹤西去。
10月26日20时左右，89岁高龄的荣毅仁弥留之际会想到什么，人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26年前他亲手创立的中信公司，已经成为一家治理相对完善的现代企业，并不会因“大人物”的去留而有所动摇。
荣毅仁所承载的民族资产者的兴衰荣辱，都将被历史镌刻为传奇。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担当的角色和种种努力，将附着在“中信公司们”的躯体上，继续焕发活力。
一个“公司特区”的诞生
那些在中信实业银行存款的人、通过中信证券买股票的人、购买中信基金的人或者是到上海中信泰富广场购物的人，可能根本无法想像1979年10月4日成立时的“中信公司”是什么样子，就如同人们无法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的小渔村联系起来一样。而深圳和中信正是1979年两个不同领域的“特区”。
事情缘起于1979年1月的一次会见。当时，邓小平在约见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时，希望荣毅仁等能围绕改革开放做一些实际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其他人士向邓小平提出要“摘除资产阶级帽子”时，荣毅仁却提出了吸资兴办实业的建议，并获得邓小平的首肯。
一个月后，荣毅仁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当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CITIC或中信公司）。10月，中信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名噪一时的“红色资本家”“荣老板”，再度发挥专长，直接踏入改革开放第一线。
1979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中称，公司的任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令、条例，引导、吸收和运用外国的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先进设备，对我国进行建设投资，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荣毅仁做这些事情可谓得心应手。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得到了海外亲友的帮助，荣毅仁本人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妥善运筹，使得中信公司在为中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领域中成效卓著。
而少年起即涉足实业的丰富经验，让荣毅仁在改革开放初期作出了大量的惊人创新。其中之一便是海外发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当时中国急需化纤产品，项目下马损失难料，中信公司遂向当时的纺织部提出向海外发行债券的方案，并于1981年2月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在标榜“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时代，此举引来争议无数。但终因融资成效卓著而轰动一时，被奉为“仪征模式”。
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信模式”是无法复制的。“这是特殊的政策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张军认为，中信公司成立时具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面目出现在外国人面前。“在当时情景下，荣毅仁来主持中信公司是最合适的人选：国际上的人脉、家族产业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凡此种种的特殊情形，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而逐步消解。
新中信集团
又“先走一步”
事实上，在中信公司筹备的同时，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荣毅仁，还做了一件影响至今的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而在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荣毅仁对原草案中规定“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这一条提出：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他建议可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资本。
此举被人大常委会采纳，并被写进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第一批7部法律中唯一一部涉外经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第四条。
直到今天，在很多行业中，25％仍是合资和中资的分水岭。尽管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开始呼吁更多的股权比例，但这在当时的确大大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热情。
而今天由中信公司重组而来的中信集团，又开始在某些领域先走了一步。虽然在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后，荣毅仁离开了中信公司，但中信仍然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而不断进展。
2001年10月，中信成立金融控股的构想历经4年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资产总额占集团逾80％的金融资产，由新成立的“中信控股”负责管理，成为国内首个金融控股公司。
“其实中信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重组后的中信集团，对中国组成金融控股公司方式提供了经验，也为中国金融业今后混业经营提供了新的经验。
“新的所谓‘中信模式’，就是母公司下总体不分家，内部根据不同金融领域分各个企业，各企业之间有‘隔离墙’。”曹凤岐认为，中国目前并无金融控股相关法律，中信模式为金融业改革尤其是银行改革提供了参照。
对于中信集团的屡次突破，曹凤岐认为，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公司特区”政策上没有特别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荣氏家族成员的个人领导魅力。“中信虽然是荣氏一手创办但并无荣氏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荣氏‘家族企业’，但的确依靠荣氏个人管理经验，探索出了自己的路子。”曹凤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