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智慧、能吃苦，成为温州人在解释“温州模式”时惯常的回答。何以温州人可以把打火机做成出口品牌，可以使企业从服装和鞋业拓展到各行各业，可以让民间资本抱团出击国内国外呢？追本溯源，自由精神铸造了温州人一种不安分的性格，自由市场保证了温州民营经济的自我更新能力。 &
nbsp; 据统计，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20年中，温州的GDP增长速度在浙江省11个地市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但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增速开始相对慢于浙江其他一些地区，2002年排名掉到了第七位，2003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随后的七八俩月排名全省倒数第一。从这时起，“温州模式日暮途穷”以及“温州经济不行了”等等说法都开始流传，经济界对温州经济的忧虑也开始产生，温州似乎陷入“缓速”之惑。从默默无闻到温州模式再到新温州模式，温州人体味到了“先走”带来的酸甜苦辣与辉煌。而在今天，当这种市场环境和精神在更多的地方得到推广和蔓延后，经济已相对“缓速”的温州不得不重新站在十字路口，考量如何找回当年领跑的身姿。 两个模式的更迭
“奥康”、“红蜻蜓”、“报喜鸟”、“庄吉”、“德力西”……在温州采访的几天，记者时常感叹央视广告榜中温州品牌之多。
回顾近年来中国民营经济排行，浙江省民营企业进入500强的数量一直稳居全国其他地区前列，而温州企业的数量在浙江品牌中又占有很大比例。浙江因此被视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乐土”，而温州获得的称号则更多，“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印刷城”、“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泵阀之乡”、“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锁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皮革生产基地”，甚至还有“时尚之都”的称号。
“成就这一切的，是一种被称为温州模式的经济发展思路。”9月19日，一直致力于温州民营经济研究的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忠宽对记者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小商品、大市场”。“在温州民营经济的积累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温州一直没有国家重点项目，没有大的国营企业，温州人就得寻找出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绝不嫌弃它是小商品还是大商品，只要做成大市场就行。”
同时，温州模式又是一个在发展的经济形态。“具体来说，民营经济自身也存在许多痼疾，如短期行为、人才瓶颈、家族式管理等，温州人不断尝试在模式内解决这些问题。”李忠宽说。
一个事实是，从“杭州烧鞋”事件后，温商脑海中的企业机制也在摸索中不断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以管理为例，旧的模式中大量存在的家族式管理，如今在温州稍大一些的企业已经基本被淘汰。现在多是家族控制，引进高级管理人才进行管理。产品上，旧模式中以量取胜的低档次商品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写着温州造的终端产品档次不断上升，企业的转型和再发展能力令人耳目一新。”
在李忠宽的眼里，温州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从小商品、大市场，到以品牌和质量为核心竞争力的新模式的转换。“本质上，这是一种理念的转变。它并不是温州人天生就有的，也是后天在市场中学习的。”李忠宽说。
三次“烧鞋”的不同含义
从默默无闻到温州模式再到新温州模式的更迭中，穿插着3次“烧鞋事件”。而在浙江省经济学会理事、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谢健眼里，“3次烧鞋，含义完全不同”。
第一次是在1987年8月8日，这是温州企业界乃至所有温州人为之蒙羞的日子。这一天，愤怒的杭州人将5000多双劣质的温州鞋集中在杭州武林门广场，当众焚烧。一时间，温州“星期鞋”成为千夫所指，劣质货的帽子，也被扣到了所有“温州造”产品上。
“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小商品、大市场模式发展前期，因为市场不规范、企业短视行为过多积累下来的一个恶果，也是急于对外扩张的一个必然阶段。但这第一次走得太急，所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谢健说。
12年后的1999年12月15日，又是武林门广场，又是烧鞋。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却是温州的制鞋大户以及温州市和浙江皮革协会的领导，所烧对象是那些假冒温州名牌的劣质鞋。当时的《经济日报》曾这样报道：“12年前一把火，烧温州人的劣质鞋；12年后的火一把，温州人烧仿冒温州鞋的劣质鞋。”强烈的反差下的事实是，“温州造”已经完成了以注重品牌、质量和信誉为核心的形象重塑，温州货再次在全国叫响。
第三次烧鞋事件，地点转移到了国外。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突然遭遇数百名不明身份的西班牙人的袭击，他们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万元人民币。这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侵犯华商权益的暴力事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这次不是因为质量问题，却是因为温州货物美价廉。”谢健说，尽管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抛开民族感情讲，西班牙事件只是温州鞋开拓海外市场中的一个插曲，它代表的含义是，温商和温州货走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拔寨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自我更新的原动力
“温州人总是比其他人行动早一些。”谈到驱使温州人不断地在国内外创造辉煌的原动力时，谢健这样强调。
记者在采访中不断听到一句俗话，“温州人无禁则入。“别的地方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温州是只要不明令禁止什么，我就做什么。”做了20多年生意的郑州温州商会会长王招富解释说。
王招富说，温州人的特点是不怕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事只要有钱赚他也会干，这种性格的形成跟温州的历史环境有关。“温州自然条件不好，山多地窄，为了生存温州人也不会顾忌什么面子，机关单位局长的老娘摆摊都无所谓。如果换一个地方比如河南，中国8大古都河南占了4个，泱泱中原，这种荣耀造成的生存心态跟温州就肯定不一样。”
一个被公认的事实是，温州并没有多少人才和技术，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却做到了“无中生有”。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了全国的皮革生产基地；温州过去没有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却成了全国四大汽摩配件产销基地。
除去人的因素，原温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温州大学城市管理学院教授马津龙说，回顾温州民营经济，其根本动力在于自由市场和相对宽松的环境。
马津龙说：“温州民营经济是一个自由或者说自发生长的结果，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家长期以来在这里没有重点的投入，所以温州人要自己寻找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由市场。温州人先找到了，并且坚持了下来，这也就是温州人的所谓‘先走’优势。”
马津龙认为，在温州民营经济的起步和规范阶段，政府和商会适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于民营经济在市场的主导下，自由而有序地生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济减速”之惑
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马津龙一直在温州市体改委、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任职，在他看来，温州经济在那个时代一炮打响，“先走”的优势是最主要的。
温州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李忠宽副教授也持这种观点，他说：“在整齐划一的时代，温州人从小商品开始，较早地搭上了市场经济的大船，在其他地区基本空白的情况下，这种积累和扩张速度肯定是无可比拟的。”
“因此，现在不难理解失去‘先走’优势后温州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境况。”马津龙说。
“我认为，这种缓速是相对的，也是正常的。它是相对于浙江其他地市而言的，在绝对速度上仍然不低。而且，先走的优势是迟早要失掉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这么多年，大家逐渐赶上来了。”马津龙认为，对这种经济减速要有客观的认识，没有必要盲目恐慌，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这种现象是一种必然。
李忠宽则在细节上解释了这种必然性：“温商闯荡世界的精神十分可贵，但在客观上，一些企业由于发展需要重心向区域内的大城市外流。而温州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除了温州是一个70万人口的小城市，在吸引外来投资上一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本地创业或者扩大产业又受到人多地少的限制，本地经济的松动似乎就有一些必然。”
新的十字路口
但李忠宽也承认，就温州市而言，目前又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能以短期的GDP增速论英雄，但这也为温州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现在对温州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深化制度创新。”
温州市各界目前已经认识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的存在，产业集群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启动。温州制定了一系列“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鼓励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加大科研技术投入，鼓励企业做大名牌产品，并加大了城市配套建设的投入。同时，占地10平方公里的瓯海轻工业园区已经形成锁具、眼镜两大产业规模，而温州南部的皮革集群产业已形成优势，温州市投资200多亿的城市现代化功能建设已经启动。
而在盛名之下，仍旧是源源不断前来学习的模仿者和后继者。一个事实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温州民营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为外地所瞩目和学习。延续到后来，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新温州模式，温州的发展思路仍将在长期内左右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