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考古火爆，青岛怎么“出圈”

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人类反复思考的问题，考古学是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首选。三星堆遗址的再发现所引发的考古热再度向世人证明：发现古代，不仅是发现一个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伟大的精神回归，它为人们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

100年前，对仰韶文化遗迹的考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时至今日，借助互联网和高科技，万众可实时共享考古现场，“冷门”且实际上艰辛而枯躁的考古，在此时“出圈”，实现百年考古的“大众化”，绝非历史的偶然。它表明，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了解自身的来处，脚下这片土地下掩埋的往昔，古老先民的遗迹所唤起的追问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期待答案，对于文明源起的那份认同与尊崇再度沸腾……

这一切都驱使我们，带着三星堆所引发的古老追问，重回青岛的古代文明现场，去探寻这片土地的先民们是如何创造了他们所独有的且相互交融的辉煌。

一场范本意义的“纪念秀”让考古“出圈”

三星堆“上新”，全世界的网友都为之欢呼雀跃，而对于专业的考古人而言，真正令他们振奋的除了井喷一样面世的黄金面具、丝绸遗迹、青铜器物，以及古蜀与中原文化渊源的再证实，更有对中国考古未来前景的利好预盼。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青年专家彭峪将此次三星堆遗址的再发掘，看作是一场范本意义的“考古秀”：“它是对发展了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的一场‘纪念秀’，其内在体现的，是考古以一种科学、严谨而又开放的姿态，自信地向给全世界、全国公众加以展示。”

在这个秀场，包括观“秀”的过程中，引发了各种议题：涉及“三星堆文化”、“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以及“考古不等于盗墓”等等，它们成为社会公众话题，被频繁地提起和讨论，在考古人看来，这样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公众对古代历史，以及考古学本身的正确认识，也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这种‘秀’，相比一些娱乐圈的垃圾热搜，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三星堆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文明史上有特殊位置，也因其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大众传播度，它的发掘势必引发“出圈”的关注。或许这也正是它时隔35年重启考古发掘的原因。很显然，发掘单位对此做了精心准备。

业内普遍认为，这次发掘必然是我国未来重大考古发掘项目的样板工程。

全媒体时代的公众考古带来启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考古界而言，即便不能身临其境，三星堆遗址的再发掘还是传递给他们深深的震撼。

比如精细发掘和高科技的运用。彭峪告诉记者，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基本技术，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后不久，既已基本定型。目前来看，三星堆遗址发掘还是采用传统的发掘方法和技术，包括“探方法”，以及由上至下逐层清理、按遗迹单位分类等。但是在发掘工作的精度、采样和检测方法、记录手段以及发掘辅助设施等方面，此次考古工作都做得极为细致，并有很多高科技手段的介入。由此而带来的，是考古遗址能提供的古代文化信息会成倍增长，比如这次土壤采样后在实验室内多次发现的蚕丝蛋白，证明古三星堆人已使用丝织物”，就是例证。

多单位合作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原本是重大考古项目的标配，但这次超大规模的团队“作战”还是给予了业界不小的震动。光是参与发掘的科研单位就有四川省考古院以及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另有中国丝绸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多达34家考古、文物保护、科研院校，共同组队发掘，堪称中国考古、文保界“天团”。

而彭峪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不断尝试的公众考古。在全媒体时代，透过丰富的媒介，三星堆遗址实现了一次公众全程跟进的全方位的考古发掘纪实，原来这对于有着丰富公众考古经验的四川考古界而言，并不是第一次。此前，他们就曾策划了“明末江口沉银遗址”的公众考古，让公众全程跟进了这处保存完整的古战场遗址的三次发掘。

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已进入公众最关注的提取器物阶段，可以预料，接下来的三个月到半年时间，这一公众考古项目仍将“霸屏”，保持相当高的媒体热度。而全媒体时代的公众考古运作，也为全国各地包括青岛考古在内，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启示与经验。

看看考古如何丰富青岛古代文脉

商周之际，正当西南巴蜀之地的古蜀文明中兴之时，遥远的山东半岛，周王朝在胶东地区扩张的前哨，今天青岛的胶州地区，也正迎来文明兴盛的曙光。

与三星堆遗址并行存在的青岛胶州西皇姑庵遗址，文物遗存自然不及前者辉煌耀目，却是青岛地区融入中原文化的佐证。对于青岛这座始终“固化”于近代百年历史的城市而言，丰富其古代文脉的意义与价值可能更大。

借助考古，文献中的一句话甚至几个字，便由模棱变作信史。考古不是挖宝，且大多数时候也挖不出公众眼中像样的宝贝，却是将城市归入到某个准确的时空坐标的过程。

青岛地区在秦汉时期多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琅琊台，现在也是青岛著名的景区之一。而有关它的考古发掘目前仍在默默地持续推进中，文献中有齐国在琅琊台一带进行四时主祭祀的记载，也有秦始皇三临琅琊台的记传，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联合推进考古发掘。未来的数年，琅琊台考古都会持续进行，直至将这一地域归入精确的历史时空坐标。

实际上，这才是公众不得不面对的考古发掘的常态：没有武装到牙齿的高科技装备，没有一掘惊天下的重量级文物呈现，只有日复一日地坚守和耐心，静候物证慢慢地浮凸显现。

一直在琅琊台考古现场忙碌的青岛考古队工作人员彭峪提及青岛考古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数次考古发现，包括三里河遗址、琅琊台遗址以及土山屯汉墓，他表示，这些项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都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很多成果都改写了青岛历史。

而假设它们能够拥有今天三星堆考古这样的“考古文保天团”加持，能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撑，相关的文物保护措施能在现场及时介入，相信对遗址古代信息的提取会更加全面，一些在考古发掘中容易被忽视的迹象也能被及时发现和记录。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他说：我们也在关注和学习三星堆考古的先进经验，也希望将来有青岛的考古项目具备三星堆这样的发掘条件。

那些青岛考古发掘现场后来都怎样了

创建于遗址之上的三星堆博物馆，实则是一处同时具有保护和游乐功能的大遗址保护园区，两处文物展馆只占到园区的一个角落。

抛开考古本身的经验借鉴，对于考古发掘现场后来如何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问题，这里也给出了满分的答案。在青岛，那些重要的遗址现场，后来都怎样了？

三里河遗址目前正在做大遗址保护的规划，去到那里的人们难寻真迹；琅琊台遗址目前就在景区内，但景区的建设与古代遗迹的结合显然并没有那么妥贴，目前那里依然在进行琅琊台主动考古发掘工作，其后续的保护和利用，仍是重中之重。

还有位于平度的即墨故城和六曲山墓群，目前仍以现状保护为主，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而其远期的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也只是初露端倪；

位于西海岸的土山屯汉墓，当初则是配合基础建设工程展开的考古发掘，发掘后即修建了铁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文物正在修复中，黄岛区博物馆已就此次发掘的文物编写了专门的展陈大纲，将在新开馆的黄岛区博物馆开设专题展览。

应当说，目前在青岛，尚无特别成功的遗址保护经验。不过，在2020年的考古发掘中，将考古与文旅相结合的遗址保护方向正渐趋清晰地浮出水面。

在对金口港所做的考古调查勘探中，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玉海提出：金口港遗迹完全可以与即墨东部沿海区域的古贝丘遗址群、皋虞古城、王吉墓群、雄崖所等文化遗迹形成合围之力，打造即墨滨海历史文化长廊，突出青岛海洋文旅特色，实现历史文化遗迹的可持续发展。

而位于崂山巨峰景区海拔约 650米的山腰处的铁瓦殿遗址，则被去年在那里进行考古勘察的考古队员称许为“极适合清修悟道、幽思怀古”之所。

“好的考古遗址、重要的考古发现，本身就是文化旅游的载体。当然，大部分考古成果只是停留在导游的解说词里。”彭峪认为，目前青岛考古界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出圈”的问题，而矛盾的交点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考古和古代文明了解的需求，与考古人员太少、公众考古开展不足之间的矛盾”。

他表示，目前如兵马俑、庞贝古城这一类能够边展示边发掘的“考古游”现场还很鲜见，也不是所有考古项目都如同三星堆或者“海昏侯”一样，拥有重大考古发现的看点。因此，所谓的“考古游”如果能发展起来，一方面要求考古工作者要有更强的公众考古策划水平，另一方面，还要求旅游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现在考古队在琅琊台的发掘现场，也时不时“遭遇”游客围观，但大多数情况下，游客对于此类不具备视觉冲击效果的考古现场并没有太多兴趣。但三星堆热或许给予城市抑或考古界更多信心，遗址保护与文旅的融合发展的未来可期，或将是大势所趋。

“挖”出来的青岛文明现场

·旧石器时代

黄岛区大珠山旧石器遗址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于2013年发掘，发掘出大量的化石和旧石器，根据最新检测结果，大珠山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将青岛有人类居住生活的历史上限提到4万年前，对研究我国乃至东亚现代人起源与迁徙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新石器时期

即墨区北阡遗址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山东大学考古系联合，于2007至2013年，四次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延续到春秋时期，距今约7000至2500年，是一处典型的近海贝丘遗址，是青岛古代先民靠海而居、依海而兴的重要例证。

胶州市三里河遗址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距今约3800到4500年。大量珍贵文物被列为国家文物珍品，出土的猪形陶鬶、狗形陶鬶、蛋壳黑陶杯是我国古代制陶工艺精湛绝伦的明证。

胶州市赵家庄遗址和黄岛区台头遗址前者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后者主要为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左右。两处遗址均发现史前水稻田遗迹和遗物，证实了水稻传播由长江中下游至山东半岛，再至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水稻之路”。

·商周时期

平度市东岳石遗址是岳石文化唯一的命名地。岳石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认为是夏文化）同期，是商周时期东夷文化代表。距今约4000—3000年，岳石文化风格独特，是夏代至早商时期，东夷族所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

胶州市西皇姑庵遗址自龙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主要年代为商晚期至西周时期。出土有商周时期的鼎、方尊、爵等青铜礼器，并出土有戟、戈、箭、镞、铜制胸甲等青铜兵器。是周王朝在胶东地区扩张的前哨，是青岛地区融入中原文化的第一站。

城阳区财贝沟墓群年代为东周时期，出土有鼎、匜、盘等青铜礼器，并出土有剑、戈、戟等青铜兵器等。财贝沟墓群是东周时期青岛地区纳入齐国辖区的重要物证。

·秦汉时期

琅琊台遗址自1973年以来经多次调查、勘探及配合或抢救性清理工作，发现陶管道、石砌护坡等一系列重要遗迹。目前已基本探明遗址大台和小台的夯土分布范围。琅琊台遗址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基址、石质地漏和排水系统，是我国秦汉时期秦皇汉武巡狩东方疆土的重要例证。

黄岛区土山屯墓群年代为西汉晚期，出土有玉温明、玉席等高等级的随葬葬具，保存完整、统计详实的文书木牍，以及玉印、玉带钩、铁剑、竹木杖和漆器等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随葬品。墓中出土构造复杂精巧的木构窗棂，是西汉晚期琅琊郡中下层官吏生前生活的写照，出土的大量青瓷器也是与江浙地区贸易往来的见证。

即墨故城和六曲山墓群 2016和2018年两次进行即墨故城和八里庄汉墓的考古发掘。其中即墨故城的发掘，揭开即墨故城沉默千年的神秘面纱一角，八里庄汉墓出土彩绘陶俑为胶东地区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陶俑，玉印的发现也证明该处可能为西汉晚期金氏家族墓地。

皋虞故城和王吉墓群、小桥墓群皋虞故城位于即墨温泉镇东皋虞村北，为汉代皋虞县城址。胶东康王刘寄之子刘建，曾被封为皋虞侯；小桥墓群位于即墨区王村镇小桥村，共有汉代封土墓19座，农民曾在此挖出过龟钮金印“诸国侯印”。王吉墓群为汉代昌邑王中尉王吉的家族墓地，位于即墨区温泉镇西皋虞村。墓群中央曾建有一座王公庙，基址尚存。

祓国都城和赵家庄墓群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都城遗址，据传明代在此养马，又称“牧马城”。遗址保存较好，地表现存高度约2—3米的城墙，城内出土有铜箭头、铜洗、“货泉”“五铢”等较为重要的遗物。赵家庄墓群位于“牧马城”东南约4公里处，地表共计有规模较大的封土10座，推测应为汉代祓国都城内的王后贵族墓葬区。2005年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

莱西市岱墅汉墓 1978年由烟台地区文物管理组和莱西县文化馆联合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有大量彩绘漆器和鼎、钫、壶等青铜礼器。岱墅汉墓可能为西汉晚期即墨故城内的官吏，其中墓中出土的大木偶为国内首次发现。

·宋金明清时期

板桥镇遗址 2009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大型衙署建筑遗址，以及大量宋金至明清时期的瓷片、铁钱，再现了胶州板桥镇在宋金之际作为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景象。

明清海防遗迹主要包括古镇口炮台，唐岛炮台，亭子兰炮台，吴家村墩台，西桥子墩台，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所、夏河所等明代海防卫所。这些海防的建立，与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一定关联度。

金口港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了古港码头，基本摸清了金口港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布局（码头、客栈、店铺、民居、道路、寺庙等）。众多大型油碾的发现，证明了当时金口港油坊业的发达。采集大量明清至民国时期瓷片，印证了南、北方的经济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少量国外风格的瓷片，表明了金口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金口港兴起于明末，自清代乾嘉时期兴盛，在二三百年间，曾是即墨、胶东乃至山东半岛最为繁荣的沿海港口，对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青岛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金口天后宫的建成是金口港兴盛的一个重要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