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统一核算背后：新一轮城市竞争打响

第四次经济普查以及GDP统一核算，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

继各省公布经普后核算的2018年数据以及2019年成绩单之后，各地市2018年和2019年的GDP也陆续公之于众，各大城市的真实“家底”将一一暴露。

可以预见，虽然疫情仍在继续，但某某城核减多少、某某市核增多少、某某城超过某某城的讨论会在未来持续一段时间。

在国家的统一指挥下，所有的历史数据，是荣耀也好，是包袱也罢，统统挥手作别，大家重新回到起跑线。

实施统一核算改革，表面上改变的是方法，更深层次的影响将是经济结构，也就是这两年了我们一直说的“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指挥棒下，各省、城市间的新一轮竞争正式开始。

先说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为何在经济普查统一核算后，多个省份和城市GDP变动量比较大？

200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经济普查制度，每10年进行两次，分别在逢3、逢8的年度实施。是故有《中国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和《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两书分别阐述核算方法。

翻看前三次经济普查后的GDP修正，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省份变动幅度并不是很大。

与前三次相比，本次普查核算后，GDP的变动之大，超乎想象，比如山东核减万亿GDP，安徽核增4000多亿，一时成为热议焦点。因为大家对核减的比较关注，以下就着重分析核减的省份和原因。

从相对规模来看，有三个省的调减规模超过20%，分别是天津(28.96%)、吉林（25.35%）、黑龙江（21.48%）。

对此，山东给出的解释是：“山东省原有853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核实年主营业务收入达不到2000万元标准，按照规定程序退出“四上”联网直报库，相应减少GDP总量5000亿元左右”。

天津市则回应：其GDP下调主要是因为两点，其一为数据掺水；其二便是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关停小散乱污企业，淘汰僵尸企业，全面解决“钢铁围城”、“园区围城”等举措。

客观来讲，无论是山东还是天津，回应是比较“实在的”。山东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镇，面临着巨大的“辞旧迎新”压力，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些企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出现问题，在情理之中。

但GDP核减，肯定不单单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天津就提到“数据掺水”。在多年“唯GDP论”的思维之下，数据掺水在某些地方客观存在，但应该不是本次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

早在2017年6月，我国出台的《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明确，2019年开始由国家统计局对各省份的GDP进行统一核算。

从那之后，数据失真的几个省市便开始主动挤水——

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

天津滨海新区将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由原来的10002.31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缩水幅度达三分之一。

2016年，辽宁实现GDP达22037.88亿元，比2015年少了6705.5亿元，“缩水”幅度高达23.3%。

从方案出台到正式实施，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数据挤水的时间余地。同时，中央严令，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决”。

涉及到前途大事，地方官员对于中央的严令，应该心有忌惮。再者，若是不主动刺破，被核算后查出更难以收场。所以，前两年，该挤的水分应该挤得差不多了。

当然，也没有一个地方敢拍着胸脯说，GDP百分之百没问题，顶风作案、擦边球之类的也会存在。但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不是导致普查后GDP变动幅度之大的主流。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统计口径的改变。

客观口径的改变可以说是本次缩水的普遍之因，毕竟四普对第二、第三产业进行摸底型的调查，故有产业名单主体的改变对于总量的影响是客观的。

也正因为如此，有些省份的GDP出现大幅核增。四普之后，福建GDP就跨入4万亿。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福建整体的产业结构还是比较不错的，这几年福建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另外福建的民营经济发达，占比相当高，而民营经济的统计原来存在一些遗漏，但随着统计手段的升级，很多民营经济纳入统计，因此这次四经普后，调高的比例也不少。

另外说一句，研发投入被纳入GDP，在以前是列入成本支出的。

福建的GDP核增，也映衬出南北民营经济方面的发展差距。

北方各省份（北京除外），民营经济不如南方活跃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统计手段的进步，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统计更加精细，北方省份和城市的短板就更加凸显出来。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在去年发表的《准确理解中国现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文中提到，与服务业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相衔接，国家统计局对过去的服务业企业抽样调查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服务业小微企业抽样调查制度，这些企业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11个门类和房地产业门类中的物业管理和和房地产中介服务业两个中类。

北方，资源型的大企业多，传统产业多。与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合肥、贵阳、成都等地大规模集群发展新一代信息电子、新能源、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产业相比，行动慢了半拍，在数据上不好看，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在统一核算之后，无锡、宁波、深圳等南方城市脱颖而出，也便容易理解。

当然，北方城市也不甘心，尤其是青岛和郑州。

2019年，青岛GDP1.17万亿，虽然2018年被核减千亿，但2019年实际增量近800亿，同比增长6.5%，说明其后劲还是很足的，并没有被热门城市甩开。

再说一句GDP核减千亿，在青岛2018年GDP修订减少的1052.12亿元中，第二产业减少了817.27，第三产业减少234.86。

这与山东整体的情况是相符的，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旧的动能在消除，新的动能尚在成长中，换挡期出现了“阵痛”。对于青岛这个制造业城市来讲，没有必要过于担忧“工业空心化”。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青岛被无锡和宁波超越，看看无锡的GDP可知，其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青岛高出1000多亿，宁波的二产规模，与无锡相当。

无锡2019年经济数据

实际上，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青岛起码有两项是在全国都相当亮眼的。2019年，青岛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长21．6％，增速创近七年来新高。这些投资，将在未来进一步释放到GDP之中。

另一个就是进出口2019年全市货物进出口5925.6亿元，增长11.2%，比上年提升5.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411.9亿元，增长7.4%；进口2513.7亿元，增长16.9%。外贸进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全省外贸龙头地位。

市场活力方面，2019年青岛新登记市场主体31．83万户，同比增长10．77％，全市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150万户，继续保持山东第一。

GDP核减，并不意味着经济滑坡。

目前来看，北方城市中，除京津之外，青岛和郑州的将在“北方第三城”上展开角逐。

郑州2019年的GDP尚未公布，能否超越青岛尚不得而知，但在外界看来，两城相争的态势已成。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GDP统一核算后，河南增加了1880亿。郑州核算后的数据，仍未公开。

近年来，河南举全省之力实施郑州，并成功拿下国家中心城市。此外，地处中原的郑州，在交通枢纽方面优势的得天独厚。这些都是郑州的长处。当然，海边的青岛拥有全国排名第五的青岛港，外向型经济是郑州无法比拟的。

青岛和郑州的经济结构有不少区别，以2018年为例——

青岛（四普核算后）：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86.9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033.3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529.14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3.5:36.9:59.6。

郑州（四普核算前）：第一产业增加值147.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4450.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545.5亿元，增长8.3%；

与上面分析的类似，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青岛，二产增加值不及郑州，地处中原的郑州，一产比青岛规模大。不过，一旦青岛渡过“制造业转型洼地”，局面或许还会有改变。再者，青岛的三产超过郑州千亿。

根据现有的数据，无锡、宁波已经超过青岛，但差距都不会大。未来的很长时间内青岛、无锡、宁波、郑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在经济规模上都将处在同一段位。

在抛却“唯GDP论”后，统一核算，应该算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课题。从国家治理层面，要告别中央和地方数据打架问题。在过去地方GDP统计完全由地方统计部门承担的情况下，地区GDP总和常年超全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由此给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带来不少伤害。

其次，政策更有针对性。“我们的数据不是做给领导人看的，它关系到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要继续执行。”

GDP核算制度改革，有利于反映经济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以及区域空间调整深化的程度，进一步引导都市圈和城市群，特别是国家空间结构的调整，把握各地经济形势。

最重要的是，统一核算让各省市竞争中，有了一个公认的标尺，树立起了发展的指挥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起步，相应的指标体系要有实质性的改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指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摈弃过去的思维惯性，不能再一味追求表面的“速”和“量”，而是要把发展重心放在调整优化结构，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上，要在调整财政结构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发展最终的落脚点是人的发展，这一指挥棒的最终目的则是鞭策各省市，让人民在数据之中感受到更多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