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30万条微博中 识别出上万名有轻生倾向的人

他们从30万条微博中，识别出上万名有轻生倾向的人

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其实不想走

“一位网友买了药，我们和他私信聊了一个晚上，他最终同意我们和他联系，报警。”刘兴云说，那一刻，没有觉得成功，“就是长出一口气，终于放松了。我们不能保证他从此断了轻生的念头，但起码这次阻止了他。”

刘兴云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读心理学博士，她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6年前，朱廷劭开启了一个项目：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在微博上寻找并帮助那些意图轻生的人。刘兴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从最开始单纯的AI识别，到两年前开始识别后干预，这个20多人的团队，从大概30万条微博中识别、确认出一万多位有轻生倾向的人，并发出帮助私信。

“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其实是有求助意愿的，只是很多原因导致他们没有主动求助。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恰当地伸出手，说不定就能把他们拉回来。”这是朱廷劭最近两年来最深的感触。

轻生的人会说什么

在公开演讲的场合，朱廷劭会提到微博用户“走饭”。她在2012年3月18日，发了一条微博：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

目前为止，这条微博下的评论已经超过一百万，还在持续增加。

有人说，评论区可能潜伏大量有轻生倾向的人。

朱廷劭从2013年开始做网络心理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用户的网络行为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包括可能的轻生行为和轻生风险。

“青少年是互联网用户的主力，我们关注过的轻生用户中，十八九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又占比最重，以学生为主。当时就考虑，有没有可能利用互联网，去做轻生干预工作。”

朱廷劭和团队试图了解，轻生死亡的人在网络上表现和健康的人有什么区别。

“一开始，我们是想通过关键词识别，后来发现，轻生用户不一定会用：轻生、跳楼、吃安眠药，这样直接的表述方式。他可能表达得很隐晦，或者只是情绪宣泄，比如：我特别失败、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寻找了30多名确认轻生死亡的用户后，朱廷劭分析这些用户的微博数据，并把他们和健康人的数据做比较。

“他们的微博互动比较少，更关注自我，有很多负性表达；更多和死亡、宗教有关的内容，更少和工作相关的表达。”

爬虫抓取微博上的数据，建立模型，识别用户是否有轻生倾向，再人工确认。这就是朱廷劭的团队用互联网做轻生用户识别的方法。实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从2013年到2016年，朱廷劭一直在研究如何抓取用户的表达方式、建立模型，标注出有轻生意向的微博。最终总结出12种轻生讯号。

它包括：威胁说要伤害或者杀死自己；寻找可以杀死自己的办法；讨论或者写跟死亡有关的事（超出普通）；增加酒精和药物的使用；没有活着的理由，没有人生目标；焦虑、激动、无法入睡或者长睡不起；感觉陷入困顿找不到出路；绝望；远离朋友家人和社会；不受控制的愤怒，寻求报复；鲁莽行事或者热衷从事风险活动；剧烈的情绪变化。

他们更愿和计算机打交道

2017年，朱廷劭的团队开始进行干预工作，也就是识别确认出轻生倾向的用户后，请志愿者介入。

“一开始，我们识别确认后，只是做转接，比如提供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热线，这样最简单。后来发现，效果不好，热线不好打进去，有人不愿和别人聊，总之就是不够及时有效。”

朱廷劭很清楚地记得一位用户，他们识别出对方后进行了转接，“半年之后，再微博私信他，他的家人回复说，人已经走了。”

这一年，团队的人数增加到20多人，一大部分都是具备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志愿者。

“识别出有轻生倾向的用户后，我们会给他们发微博私信。”刘兴云说。

选择私信，因为它是一对一的交流，能够保证私密性。私信发什么，他们邀请两批有轻生意念的用户做了两次访谈。

“想知道对这个群体来说，什么样的信息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要保证他们在收到私信后不会立刻删除或者忽略。”朱廷劭说。

最终，他们发出的是一条长长的私信：介绍自己，提供三种干预信息，包括做心理测量的网站，提供热线电话，以及在线值班的志愿者，会及时进行心理援助。

这样的私信发出后，有需要的人可以马上操作。

“我们的一个原则是提供一些选择，但选择权在他们手上，不替他们做选择，尊重他们的选择，不管我们觉得他的选择是好还是坏。”

他们每月会发出大约3000条私信。

对于发私信的频率，朱廷劭也做过研究，“针对不回应的用户，我们会发五次私信，每次略微改变一下措辞。”

事实证明，很多人在收到第三次私信后，会有回复，“他们会觉得，我们是真的在关注他。”

“收到私信的用户，一半都会有回复。”刘兴云做过粗略的总结，这些回复大多都是对他们表示感谢，“有人回复说，我们是第一位关注到他的人。”

而这一半中的20％会在表达谢意后，接受他们的帮助。

“也有很多用户不回复，但会去访问我们提供的心理自测的网站。”朱廷劭的感觉是，他们更愿和计算机打交道，而不是和人打交道。

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有求助意愿

两年多的干预工作下来，让刘兴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买药后和他们联系上的用户。

“我们识别出他的微博后，和他联系，他说自己已经买了药。我们的志愿者，当天晚上6点和他反复私信，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最终说服他，报警处理。”

那一刻，刘兴云没有觉得有成就感，而是长出一口气。她也不敢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救助。

“我不敢说彻底阻止了他轻生的念头。因为轻生和抑郁是个长期问题，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根治。我们只是在那一刻阻止了他。从心理学上说，冲动是轻生的的重要影响因素，熬过那一刻就好。”

朱廷劭也强调了这一点，“彻底解决轻生，我们肯定做不到。我们只是从被动到主动，主动发现，主动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注，知道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

“和传统方法相比，我们这种方法，增加了一倍的求助人数。”刘兴云说。

六年下来，对网络上有轻生倾向的用户群体，朱廷劭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七成多有轻生倾向的人，其实是有求助意愿的。”

“国内有轻生倾向的人，很多不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理疾病。最大的问题是源于家庭关系，还有工作、婚恋、甚至周围环境的影响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周围人又不理解，觉得自己穷途末路。”

刘兴云形容，很多有轻生倾向的用户，其实是既不想生又不想死。

朱廷劭团队接触到的轻生倾向的用户中，学生占了很大比重，年纪最小的甚至有小学生。

“遇到问题时，他们最不愿求助的是家人，仅次于陌生网友。”

朱廷劭始终感觉，做好轻生防御需要社会共治，“我们不能解决当事人的具体问题，这还需要他们自己解决。热线和心理医生都是救急的。比如社会多一些心理健康的教育等。”

“我们的线下心理服务还没有形成网，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问题找不到好的咨询，也很难找到地方求助。”刘兴云说。

接下来，朱廷劭打算对团队的工作做一些改进，“比如很多轻生倾向是源于家庭问题，我们就提供一些课程，如何处理父母、亲子关系等，提供这方面的案例。有这方面困扰的人，可能不愿来求助，但可以通过观看课程，找到借鉴的方法。”